康濯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作家，是继赵树理之后，描写解放区农村生活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他在晋察冀革命根据地工作和创作了10 年，在硝烟弥漫的抗日烽火中逐步成长和成熟起来。1945 年8 月23 日，在伪蒙疆政府奴役下的张家口迎来了第一次解放，康濯随组织一起来到张家口工作，1946年10 月10 日张家口再次沦陷，他离开张垣，尽管只有短短的1 年多时间，但康濯创作了大量的中短篇小说、杂文、通讯故事、儿童文学和报告文学等。另外，他还主编或编辑了《工人报》《时代青年》和《长城》等报刊，在张家口参与了大量文学活动。
梳理并研究康濯在张家口的文学活动，对于研究康濯丰富的创作经历、厘清其文学创作的蝶变轨迹和确立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此外，康濯和其他云集在张家口的革命文化精英一起活跃了张家口的文坛，繁荣了张家口的文化事业，使张家口成为解放区的文艺活动中心，也使该时期成为张垣文化发展历史上的最辉煌时期，张家口因而享有第二延安东方模范城和文化城等美誉。
康濯，原名毛季常，1920 年2 月20 日生于湖南省湘阴县。1938 年夏，在全国抗战热潮的激荡下，18 岁的康濯高中尚未毕业，即奔赴革命圣地延安，进入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不久，他加人中国共产党。1939 年7 月，康濯从鲁迅艺术学院毕业，来到刚刚创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开始了在晋察冀边区长达10 年的工作经历。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家口作为八路军解放的第一座大城市，被选定为晋察冀边区的首府。时年25 岁的康濯随边区机关迁至张垣，被分配到边区工会工作。在张家口，康濯深入实践，体验生活，一边作宣教工作，一边进行文学创作。他先是担任《工人报》的主编，1946 年5 月，他从边区工会调边区青年联合会，改任《时代青年》的主编。同时，他还在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张家口分会机关刊物《长城》任编委，主编是丁玲和沙可夫。
对于康濯来说，在张家口的时间也许是他文学生涯中最难忘的1 年。这一年，抗日战争已经结束，晋察冀边区的军事、政治形势和物质环境都大大改善。因为张家口之前是日伪蒙疆政府的首府，早已达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现代化物资条件。这些在农村不可能具备的城市物资和条件是一直在偏僻落后农村搞创作的康濯文学创作实现突破的优良土壤。在创作上，他迎来了多产期和突破期。此外，收复后的张家口成为边区新的政治中心，聚集了一大群进步的优秀的著名的革命文学家，如邓拓、于力、成仿吾、周扬、沙可夫、丁玲、吕骥、马达、张庚、丁里、艾青、杨朔、魏巍、徐迟、贺敬之、萧三、萧军、周巍峙、沃渣、蔡若虹、田间、江丰、草明、古元、向隅、钟敬之、汪洋、舒强和贺敬之等。
在和文化精英接触的过程中，康濯的艺术视野更开阔了。在多年艺术经验积累的基础上，康濯的文学创作出现了新的突破。其创作和发表的作品有小说，如《我的两家房东》《灾难的明天》《讨吃的当了英雄》《初春》《抽地》《堡垒》和《明暗约》等;有报告文学，如《平常事》和《蹦豆儿当干部》;有杂文，如《恨和爱》《从墙头草说起》和《随感》等;有论文，如《中国新文艺运动中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文献》;也有像《卷帘战》这样的通讯故事合集。
康濯在张家口创作和发表的小说以中短篇为主，其中成就最高的是其代表作《我的两家房东》和《灾难的明天》，小说从两个不同时代的对比中，表现了农民精神世界的变化。诞生在1946 年5 月的《我的两家房东》，是康濯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的一篇优秀短篇小说，显示了他独特的艺术风格，真正达到了康濯短篇小说的创作高峰。
小说用第一人称的手法，借助一位下乡干部老康的活动，描写了抗战时期边区青年争取婚姻自由的故事。故事发生在1940 年的晋察冀边区农村里，背景是晋察冀边区刚进行了民主大选举，八路军百团大战消灭了不少日本鬼子。中国共产党中央晋察冀分局在8 月13 日公布了对边区的施政纲领20 条，即双十纲领。作品从我(老康)由下庄搬家到上庄，展开了对两家房东的描写。
作品从婚姻家庭这个角度，写出了解放区青年敢于冲破旧婚姻观念的束缚，真正把握自己命运的决心和勇气，表现了解放区农村生活可喜的变革，风格清新朴素。从抒情角度看，作品主要有如下一些亮点：
一、注重揭示人物美好的情感，努力挖掘劳动人民美好的内心世界
人物刻画，重在内心。《我的两家房东》的笔锋深入到人物的心灵中，揭露其内心的矛盾和斗争，塑造了富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形象，使读者从他们的言行中看到时代的变化和历史的进程。我在下庄的房东叫拴柱，是村里的青救会主任和青抗先队长。在我搬家时，他坚决要送我。出发时，他穿了新棉袄，破棉裤脱下了，换了条夹裤，小腿上整整齐齐绑了裹腿，百团大战时他配合队伍上前线得的一条皮带，也系在腰上，头上还包了块新的白毛巾。作者一开始就借助细致的细节描写和人物的行动描绘，来捕捉热恋中拴柱细腻的感情活动。小说虽然没有什么离奇的故事情节，描写的都是平常的生活事件。但由于作者重在写人的心灵世界，因而产生了感人的艺术魅力。
二、农村妇女成为作品的主人公。
作品写的是农村景、农村人和农村事。上庄房东陈永年的两个女儿，即金凤姐妹，是小说的核心人物。作品重在写姐妹俩的心灵世界，通过这两个农村女孩的命运，揭示出富有社会意义的主题。姐姐16 岁就出嫁了，但长期遭受公婆的虐待，丈夫也还瞒着人闹了个坏女人哩包办婚姻的折磨使她未老先衰，而且一直生活在痛苦中。后来在双十纲领政策下，她主动和丈夫离了婚。
金凤是小说的女主人公，19岁了。但在14岁时就许给人家了呀那男人比她大七岁，人没人相没相的，不务庄稼活，也是好寻个人拉个胡话，吃吃喝喝 。听说这会儿不进步，头秋里闹选举那工夫，还被人们斗争来哩! 好学上进的金凤显然看不上这个男人，她早就爱上了同样上进好学的村干部拴柱。经过积极争取，她终于退了婚，和自己的心上人订了婚。金凤离开的是不肯劳动和不上进的人，身上萌芽着新的道德和新的爱情观念。通过妇女的解放，读者看到了人民的解放和个性的解放。
双十纲领中关于妇女问题的条文像一盏明灯，照亮了金凤姐妹俩的生活道路。透过金凤姐妹的生活和命运，可以看到解放区妇女追求自由幸福的热望，和青年一代精神面貌的变化，也看到了只有在民主政权的领导下，反对封建包办婚姻的斗争才能取得胜利。这个平凡的故事是从一个农村工作干部的视度写出来的，是从儿女间的琐事去反映刚刚冒出嫩芽的新社会以及农民思想感情的解放。
三、艺术手法细腻，作品具有画面美。
小说写的是普通人的平凡事和寻常情，没有紧张、曲折与惊险的故事情节，却具有很强的艺术魅力，充分显示了作者高超的艺术手法。作者以朴实的手法，细致地勾勒了农村人的农村生活，场景描写中具有鲜明的画面美。《我的两家房东》一面世，就引起了文坛的高度重视。周扬当时正编辑《解放区短篇创作选》，并准备带往国统区。他理科看到了这部小说的价值，将其选入文集。在解放区和国统区，这部作品都得到了热烈反响和很高评价。周扬说：它反映出了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新的生活与新的人物，在形式上，我们也已经可以看出一种新的风格，民族的。大众的风格。 郭沫若和茅盾也都作了极高的评价。郭沫若在《《板话》及其它》中指出：十二篇中我最喜欢的是康濯的《我的两家房东》，那可以说是达到了完善的地步。他在《谈解放区的文艺》一文中写道:尤其康濯的《我的两家房东》简直是惊人之作。这几位作家的笔力可以说已经突破了外边的水准。寂寞的中国创作界可以说不寂寞了。之后，《我的两家房东》被翻译成日、俄、英、法等文流传到了域外。
四、人物语言具有浓郁的河北地方色彩。
这篇小说语言朴素明朗，具有鲜明的河北地方色彩。作品散发着浓郁的乡土、乡音和乡情。如：
可别忘了阿，老康，买个小字典呃，结记着呀!
同志!说起来可是一家子，三几年没穿个新呀，这会儿才买点布，盘算着缝个被子、鞋面啦、袜子啦，谁们衣裳该换的换点，该补的补点呗!唉!这光景可是搁浅着哩!老头子蹲在炕沿下面，催我吃糕，又一边打火镰吸烟，一边接着老太太的话往下说。
今年个算是不赖哩!头秋里不是开展民主运动么?换了个好村长。农会里也顶事了，我这租子才算是真个二五减了!欠租嘛?也不要了!这才多捞上两颗。
老康，不，先说二闺女吧!大闺女闹下个这，二闺女差不大点也要闹下个这! 她又给我满上酒，还夹了一大块鸡肉：
人没人相没相的，不务庄稼活，也是好寻个人拉个胡话，吃吃喝喝。听说也胡闹坏女人哩!
咱们这死脑筋嘛!唉说是说吧，我可还是脑筋活泛着点，我老头子可就是个不哩!
咱们这脑筋，比年轻人这新式脑筋可离着远点子哩!我跟我那些个老伙计们说叨说叨再看吧!你说行不?哈哈
结记着呀 搁浅 顶事 闹下个这 人没人相没相的，不务庄稼活，好寻个人拉个胡话脑筋活泛着点和 说叨说叨等，都是保定和张家口交界一带农村常使用的方言俗语。
小说语言具有口语化、性格化、形象化、地域化的特征，在娓娓而谈中表现出质朴清新和平易亲切的美，散发出人物特有的地域与时代气息。
《我的两家房东》的这些新特点，展示了康濯在张家口文学创作的新变化。可以看出，其创作和发表的作品给张家口文学和文化带来的变化是显著和深刻的。首先，带来了作品题材与主题的鲜明变化。其作品通过对婚姻家庭和劳动生产题材的描写，真切生动地反映了边区各个方面的变化，表现出人民群众新的生活风貌。其次，就人物形象来说，工农兵在作品中如同在实际生活中一样取得了主人公的地位，他们真正作为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作品有力地表明了这些在旧社会压在底层的小人物，一旦获得了解放，其智慧、才能和个性就会放射出耀眼的光辉。此外，小说语言的大众化和通俗化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和自己民族的特别是民间的文艺传统保持了密切的血缘关系。
总之，康濯用自己的创作繁荣了张家口的文坛，助推了张家口成为解放区的文艺活动中心，成为名副其实的东方文化之城。同时，其创作破蛹化蝶，也实现了实质性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