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小额诉讼的目的在于提高诉讼效率、减轻法院负担，通过程序的简化使更多的社会民众获得法律服务。但是，由于在价值上的缺失以及对为了追求效率而对当时程序权利和程序公正的保障力度的“有意”忽视，小额诉讼制度也受到了诸多的诟病，由于其无法解决中国民事诉讼中面临的问题，因而，随着非诉讼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逐步发展与完善，其终将被取代。
【关键词】小额诉讼；价值缺失；源头分流
“法律制定者如果对那些促进非正式合作的社会条件缺乏眼力，他们就可能造就一个法律更多但秩序更少的世界”。比照中国民事诉讼的立法，小额诉讼的出现似乎给了我们一个理由和出发点来论证这一个观点的正确性。小额诉讼以其低成本、高效率的价值追求而为其支持者大加倡导。实现繁简分流、减轻法院负担、提高诉讼效率，从这些观点来分析，小额诉讼已经成为完善诉讼程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是，价值缺失且程序残缺的小额诉讼真的能如其所倡导的那样解决中国民事诉讼中面临的一些问题么？
一、小额诉讼的价值缺失
（一）追求片面的“诉讼效率”
一般来说，效率的含义是最有效的使用社会资源以满足人的需求，尤其是在面临稀缺性的社会资源时，资源的利用效率显得格外重要。司法资源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其供给与需求总是不平衡的，供小于求的现实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稀缺性。因此，效率成为公正之外司法所追求的另一价值。具体到民事诉讼当中而言意味着民事纠纷须以合理的成本得到适当解决。因此，民事司法效率的判断标准应该是纠纷有效率的解决，即我们常说的“案结事了”。因此，小额诉讼的效率问题一方面需要论证小额诉讼程序为追求效率而对程序公正的舍弃，同时更需要证明小额诉讼所实现的效率非为纠纷的有效率解决。
效率优先是小额诉讼程序在效率与公正之间进行平衡之后选择的结果。之所以将效率放在首位，是因为小额诉讼程序所解决的是在法律上认为不太重要的民事纠纷。由此得出的结论十分荒谬――因为纠纷不重要，便可以以牺牲纠纷当事人的权利及其应享有的程序保障为代价来追求纠纷解决的效率。一方面，这是违反当事人平等原则的。当事人平等原则要求立法应对当事人权利予以平等分配，司法应当平等保护当事人刑事诉讼权利，既然将纠纷纳入了司法管辖的范围，法律便应当给予平等对待，对当事人的权利予以平等视之，而不应当因纠纷不甚重要便有所“歧视”。另一方面，将“不甚重要的纠纷”纳入司法管辖，实质是法院本位主义的体现，即，所有的社会纠纷应当由法院通过诉讼程序予以解决，这就很容易导致“司法越位”，即法院管了不应由法院解决的纠纷，“以职业法官处理大量小额诉讼不仅难以降低司法成本，而且这种简易化与滥用诉权的结合会导致司法资源短缺的加剧”，可谓得不偿失。从这个意义上讲，法院不应当将琐碎的社会纠纷纳入司法管辖的范围，正如罗马法谚所云――法律不理琐碎之事。
小额诉讼立法的初衷即为实现繁简分流以缓解法院的压力，由于缺乏严格的程序规则，小额诉讼程序的运行对法官自由采量权的依赖程度很高，尤其是当效率被摆在突出的位置时，易导致为追求结案率而滥用自由裁量权。在这种情况下，小额诉讼所体现出来的不是纠纷被有效率的解决，而是法院及法官过高的工作效率，我们似乎可以把这种情况定义为法院内部的“繁简分流”。
（二）当事人权利及程序公正难以保障
诉权是民事诉讼的基石，民事诉讼程序又以保障当事人的诉权为核心。但是，小额诉讼程序却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当事人的诉权，小额诉讼关于一审终审的规定，当事人继在进入诉讼程序时被剥夺程序选择权后，又被剥夺了上诉权，使其丧失了审级利益以及发生错误裁判时获得进一步救济的可能性，这也是为追求快捷、便利而实行一审终审所付出的机会成本，当事人对此无从选择，只能被动接受。因此，无论是原告还是被告，在进行小额诉讼时都要面临潜在的风险，出于对风险的厌恶和对普通程序的偏好，会抵制小额诉讼程序，小额诉讼的价值因此便难以显现。如果国家制定的法律不符合人们对对某种程序的偏好，人们会不由自主的表达对现行程序的抵制，直到法律作出让步或者变通为止。
程序上的“残缺”还可能成为“滥诉”的诱因。一方面，在当事人主义模式下，诉讼的启动权在当事人，而法院对此并不能做出限制；另一方面“当诉讼变得更便宜和更快捷时，许多人会受到鼓舞而提起诉讼”，这正是小额诉讼程序导致忧虑之处。诉讼变得便捷、成本降低意味着诉讼门槛的降低，固然可以快速解决纠纷，提高个案的裁判效率，保障纠纷的当事人可以通过诉讼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利，但却也由此引起了社会公众滥用诉讼、恶意诉讼、轻率诉讼的可能性。实际上，通过快速解决案件并不能够抑制不良当事人的滥诉行为，反而使权利受到侵害的当事人承受错误裁判所带来的后果，由于缺少必要的救济手段，使社会公众丧失对小额诉讼程序的信心，乃至对司法的公信力产生质疑。
二、小额诉讼的替代性
民诉法引进小额诉讼程序是我国民事司法改革的一次重大尝试。但是，无论从法院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的角度，还是从保护当事人获得程序保障的角度来说，小额诉讼程序都将只是一种过渡性，终将被其他更为合理的纠纷解决程序所替代。小额诉讼程序的出现，更多的反映的是社会对诉讼外的纠纷解决机制的不信任，同时，也折射出立法者对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不重视。“一个理性的社会应尽可能限制或减少不必要的诉讼，拓展替代性机制，以节约司法资源，应对社会纠纷解决和治理的需求”。因此，在解决纠纷时，法律不应对裁判过于偏好，并不是只有通过司法裁判解决纠纷才符合法治的含义，通过和解、调解乃至仲裁等方式解决纠纷同样可以使当事人接近正义，并以更大程度的自治解决纠纷，因为“无论法律如何规定，人们都会将事务构建的对他们双方都有利”而这些并不与法治相对立。
从成本-效益的角度来分析，诉讼乃是各种纠纷解决机制中最高的，无论程序再怎么简化，其付出的是私人成本与公共成本，简化的程序可以降低私人成本，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共成本也会随之降低，尤其是小额诉讼诱发的轻率诉讼、滥诉等情况，会导致案件总量随之增加，司法资源会随之向这一领域倾斜，在此种情况下，即便个案处理效率得到提高，但由于总量的增加，从总体上也会降低司法的效率。尤其通过小额诉讼的方式来解决纠纷，其最终得到的只是案件处理的“高效”，但这并不意味着会收到很好的社会效果。效率的取得是以牺牲当事人的权利为代价的，如前所述，当事人很难对小额诉讼的结果形成认同，甚至会对司法的公正性产生质疑。另一方面，小额诉讼所解决的终究也只是“蝇头小利”，由于诉讼送的对抗性，当事人需要为此付出巨大的隐形成本，如人际关系的损害、道德评价的降低等。提倡以诉讼外的机制解决纠纷并不是因为法律意识淡薄，而是所谓的“法律意识”、“权利觉醒”不应该成为“凡事皆诉讼”的借口。事实上，纠纷的解决应当诉诸“理性”的方式，法律只是最后的选择，“理性”的方式应当在解决纠纷时注重取得的效果和长远利益，同时兼顾效率，而小额诉讼明显不能达到这些目的，因此，其终将被其他更为合理的程序所取代。 三、“源头分流”――发展非诉纠纷解决机制
小额诉讼是在简化程序的同时将案件在法院内部分流，这种分流的实质是法律对民事案件在诉讼程序上强制性的做出选择，这一方面体现了纠纷解决的“唯诉讼论”的观念，另一方面也挤压了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生存空间，这对于多元化的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由此观之，小额诉讼所倡导的诸多理念根本无从实现，因此，小额诉讼程序只能是一种过渡性的程序，其终将为其他更为合理的程序所取代。节约司法资源的方式除了简化诉讼程序外，还可以发展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将民事纠纷在源头上予以分流，使一部分民事纠纷不进入诉讼程序就得以有效的解决，就我国目前情况而言，进一步发挥仲裁在解决民事纠纷中的作用，对于减轻法院的压力以节约司法资源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
仲裁在我国主要用于解决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及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当事人可于纠纷发生前或发生之后达成仲裁协议，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通过仲裁解决纠纷充分体现了自愿性。即纠纷双方是否申请仲裁、向哪一个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以及仲裁庭的组成都是建立在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之上的，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是意思自治原则在民事纠纷解决领域的体现。同时，小额诉讼程序虽然在诉讼程序上最大可能的进行了简化，但是其仍然要收到民诉法如管辖、独任制等一般规定的限制。相比之下，以仲裁解决纠纷，从仲裁委员会到仲裁庭的组成均由当事人协商确定，因而具有较大的灵活性。更为重要的是，小额诉讼实行一审终审制，当时没有上诉权，一旦发生错判，当事人会失去获取进一步司法救济的可能，仲裁虽然也是一裁终裁，但当事人对确有错误的仲裁裁决可以向法院寻求进一步的司法救济，这对于一些小额案件的解决显得尤为重要。
仲裁与小额诉讼程序具有相同的功能。由于在仲裁过程中基本是以当事人协商的方式解决双方纠纷，避免了类似诉讼程序中激烈的双方对抗，并且，仲裁以不公开为原则，较为有效的保护了双方的隐私，对双方关系的损害较小，因此，对当事人双方都可以从中获益。通过发挥仲裁便捷、经济等优势，引导小额纠纷的当事人采用仲裁的方式解决纠纷，使民事纠纷案件在源头上实现分流，藉以真正节约司法资源提高纠纷的解决效率。
四、结语
尽管小额诉讼程序使得民事案件在法院内部实现了分流，但是从节约司法资源的提高诉讼效率的角度来说，小额诉讼并不能够实现这些目标。对于民事纠纷的解决我们更多的是要着眼于发展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积极地寻求替代方案，将民事纠纷的在源头上分流，将能够真正的优化司法资源，有效率低解决纠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