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屠杀改为劝降
顾顺章建议：发现中共嫌疑对象，并不马上逮捕，而是将他定为“说服对象”，派特务秘密到他家，或者将其带到偏僻的茶馆和清静的马路边，先问生活、工作情况，再试探他对共产党的看法和态度。开始对方不会承认，特务就威逼利诱说：“你有妻儿老小，全家靠你养活。你参加反动组织，扰乱社会治安，万一被捕，你的家庭不也要受到牵连吗？我们为了挽救你，希望你早点向政府自首，这样既可以保证你的前途，又可以保证你的家庭安全。何去何从，你要三思。”这样做的效果非常明显。因为“说服对象”多是基层党员，他们有职业、有家庭，害怕失业。这样的谈话，他们一般不会向上级组织汇报，怕受到怀疑，被断绝组织关系，更不敢逃跑（因有家庭拖累）。所以，多数人在经过两三次谈话后，就办理了秘密自首手续。然后又被派回到中共组织，成为隐藏在中共内部的“细胞”。
对于被捕的共产党人，顾顺章指出：“审讯政治犯，若用严刑拷打的方法，绝对不能解决。应以谈话的方法，探求其口供。”其方法是：
B、谈话时态度要诚恳，并且要内行，问其思想、路线及所知机关等。
什么样的对象可以促使其叛变呢？顾顺章指出：最重要的是观察他的思想及日常生活嗜好。例如：
“一个人的一切一切，全以自私自利做根据，只求保守自己，不愿多管闲事。对于社会上不公平的事，毫不关心，甚至连批评都不批评。这种人没有一点丈夫气概，不独不能充当革命战线上的战士，连一个忠实的朋友都不够资格。因为在你有患难时，他不但不来帮忙你，反要投井下石。”
“口里不断地喊着平民化，而他的日常生活完全是贵族化，我们可以知道他的内心中仍然充满着升官发财的思想。”
“口里尽管喊着廉洁奉公，不要做贪官污吏，但他嗜好打牌，狎妓，和姨太太一起去玩游艺场，这种人事实上一定不会廉洁的。”
高级干部的腐败导致组织破坏
通过“自首政策”，国民党特务运用恩威并施、软硬兼施的策略，特别是对中共负责人进行瓦解和劝降，达到消灭党组织的目的。1931年7月，国民党破获上海中共中央宣传部和《红旗日报》机关，中共中央委员罗绮园、杨匏安等16人被捕。起因是罗绮园生活腐化导致的桃色案件。
罗绮园有光荣的奋斗史，但是他生性风流，在此期间，他借“住机关”之便，强迫同志的妻子陈小妹与他同居。陈小妹不愿意，向丈夫胡某诉苦，胡某本来对领导上这种做法非常忿恨，忍无可忍之下，胡某去向国民党特务机关举报。 徐恩曾回忆：“在一天的早晨，胡君引导我们到马斯南路（今思南路）一幢很华丽的巨宅中，把他的爱妻接出来，并把罗绮园捕到。
“反省院”和“转变”政策
随着被捕的共产党员越来越多，国民党和中统对共产党员的“转变”政策也上升到制度化、规范化的程度。国民党在南京和苏州等地建立了“反省院”，直属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当时最重要的“反省院”一是南京晓庄的“首都反省院”，一是苏州“反省院”，位于苏州盘门内铜元局前苏纶纺织厂职工子弟小学校址内。
反省院所拘押的人员大约可分为三类：一为背叛革命不彻底的人，二为坚决不承认自己共产党员身份的人，三为托派分子、脱党分子以及其他思想左倾者。
反省院对送进来的“反省人”进行政治思想训练，形式有学习、上课、训话等。“学习”就是发给“反省人”一些国民党理论书籍和反共文章，如戴季陶的《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等，让“反省人”自己学习，写出读书笔记、思想汇报。“上课”就是由担任训育员的特务讲。“训话”就是聘请国民党要人、名流学者讲话。陈立夫亲自到一些反省院训话，企图对“反省人”施加影响。凡听课听讲的人，必须写听讲笔记、反省笔记，送交训育员审阅，此外，训育员还经常找一些人进行个别谈话。
反省院规定：对“反省人”的“转变”工作以半年为一期，到期举行考试。试题多为“对共产党的认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比较”、“对苏联的认识如何”、“中苏关系怎样”之类，考试不及格要留级，继续反省半年，如果再次考试再不及格，就要严厉惩罚。反省院的训育员常常威胁说：“如果三期不及格者，便要枪毙！”以此造成“反省人”精神和心理上的压力，促使他们自首。
在劝降、软化的同时，特务也使用严刑拷打，达到软硬兼施的效果。尽管这些手段残忍毒辣，有些共产党员并不屈服。有人宁肯留级，也不写悔过书，不写反共声明。当然也有部分人经不住考验，自首反省，变节投降。多数人虽然没公开叛变自首，但也没有激烈反抗，有的也应付差事，说些软话，争取早日出去。
国民党对共产党推行的自首反省政策，导致一些共产党高级干部的叛变，直接导致上海等大城市党组织的破坏。 造成如此之多党员被捕和叛变的原因，除了国民党政策的变化外，更主要的原因是王明“左”倾路线的白区工作，不顾客观条件和原因，一味要求各地干部组织罢工和暴动，模仿苏联的城市中心革命路线。第一线的党员都知道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不会取得胜利，反而导致脱离群众，暴露组织和自己。但稍有不满或提出意见，即遭到中央的无情打击，并被罚做基层工作。恽代英、邓中夏等著名的共产党员，就是被王明、博古等打击后，在基层工作时被国民党逮捕杀害的。所以，一些共产党员，特别是熟悉上层情况的领导干部，对王明的左倾路线失去信心，一旦被逮捕，马上叛变。这就是毛泽东后来斥责王明左倾路线造成白区工作损失百分之百，红区损失百分之九十的实际情况。 但是也要指出，国民党的感化政策，确实让许多共产党员免遭屠杀。1937年“七七事变”后，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新局面。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到南京、庐山、上海等地与国民党当局谈判，要求释放全部关押的政治犯。他与叶剑英一起到南京“反省院”，看望受难的同志们。被关押的几百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激动万分，高呼口号，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中共中央的营救下，南京、苏州等地反省院中关押的共产党员陆续出狱，共计有一千余人。他们出狱后，多数去了延安，开始了新的革命历程。
顾顺章之死
顾顺章投奔中统后，徐恩曾对他抱有很大期望。徐回忆：“顾顺章是上海机器工人出身，曾在莫斯科受过严格的特务训练，加上他在这一方面的天才，聪明、机警和技巧都是高人一等，因此造成了他的特务工作的卓越才能。”但是徐也说顾“为人阴狠毒辣，死在他手下的同志不知凡几，同党的人将他比作饿了要吃人，饱了要打架的豺狼，人人都畏惧他。当我和他相处较久之后，发现他有强烈的领导欲，享受欲和杀人狂也是他的特性之一，对安分守己的正常生活，逐步显露不满” 。
起初，顾顺章还想在国民党中显示他的能力。徐恩曾说：“顾顺章转变之后，我们在全国各地与共产党作地下战斗的战绩，突然辉煌起来，案件进行也不像从前那样棘手，尤其破获南京、上海、杭州、苏州、天津、北平、汉口等大城市的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案件是和他取得联系的结果，由于他在共产党内部的历史和地位，使他对共产党的上中级人事具有极广泛的了解，各地共产党的指挥机构中，更不少是他的旧部，他好像一部活动的字典，我们每逢发生疑难之处，只要请助于他，无不迎刃而解，本来是无法判罪或情节轻微的案件，经过他的指证之后，立刻可以定谳或重要性突然增加了。同时，从这些破案中，又获得了向上追溯的机会，于是又扩大再破获。这样一次又一次地连续破获，使共产党在全国各地的地下组织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大打击，受创严重的地区，竟至无法恢复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