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范畴中，与传媒研究密切相关的新闻学、传播学等学科已经成为了显学，与此同时，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迎来了一次新的转向――“传媒学转向”。“传媒学转向”继承了“语言学转向”的思路和方法，但又超越了“语言学转向”所强调的能指与所指的二元对立。“传媒学转向”既使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实现了从“反思理性”转向了“反思传媒”，又使人与传媒之间的关系从“人使用传媒”转向了“传媒使用人”。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6）02-0026-06
关键词：传媒学转向；人文社会科学；反思传媒；传媒使用人；语言学转向
Abstract： In the research field of contemporar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journalism， communication and other disciplin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media studies and have become a prominent subject of studies. At the same time， contemporar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es has ushered in a new turn― “the turn of media studies”， inheriting the ideas and methods in “the turn of linguistics” and surpassing the binary opposition of the signifier and the signified. “The turn of media studies” is not only reflected in the change of research objects from “reflection on rationality” to “reflection on media”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but also in the one of relationship from “people using media” to “media uses” between people and media.
Key words： the turn of media studie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reflection on media； media users； the turn of linguistics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转向”是指学术研究中的重要学术思想和学术范式的大转变。在目前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关注传媒、了解传媒”已经成为了各个学科的研究重点。同时，与传媒研究密切相关的新闻学、传播学等学科也成为了文、史、哲、政、经等各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显学”。因此，笔者认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当代出现了一次新的转向，即“传媒学转向”。
一、从“反思理性”到“反思传媒”
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经历了两大思潮的洗礼和流变：一是人本主义思潮，二是科学主义思潮。人本主义思潮使得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从传统形而上学的理性转向了身体、直觉、情感等非理性的文化；科学主义思潮使得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进一步从非理性的文化转向了各种形态的科学技术及其方法。其中，传媒作为一种特殊的科学技术，自然而然也就成为了主要的研究对象，传媒学也就成为了对其它学科具有重大影响的学科。概言之，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实现了从“反思理性”到“反思文化”，从“反思文化”到“反思传媒”的两次转向。
（一）从“反思理性”到“反思文化”
“理性”自古以来就是人文社会科学关注的重点。在古希腊，理性被视为支配世界万物的逻各斯以及具有能动性和超越性的努斯的二元对立。到了中世纪，理性发生了变异，上帝成为了全知全能的理性代言人，人的理性被非理性的信仰所剥夺和取代。到了近代，启蒙思想家们重新树立了人类理性的权威，主张人们运用理性使自身走出不成熟的状态。
从“反思理性”到“反思文化”是从德国哲学家狄尔泰开始的。狄尔泰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历史理性批判”来为人文社会科学奠定新的基础。狄尔泰认为，生命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而不是某个知识概念。狄尔泰的生命概念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个体生命，而是一种自我与世界的关系，一种人类社会文化的历史过程。并且，人文社会科学的经验方式不是外在的感觉经验，而是内在的经历。“经历要比感觉经验更原始，更根本。经历是存在论意义上的经验，而感觉经验是知识认识论意义上的经验。经历是我们与世界的原初关系，是对事物当下直接的经历，包括它们具体的特征、意义、价值、关系和模式。但我们还未能加以区分，经历是原始的生命过程，是一种质的存在”〔1〕。因此，正是这种从感觉经验到经历，从认识的行为到存在的活动，从理性地逻辑思考到生命本身的体验，实现了从“反思理性”到“反思文化”的转向。
之后，胡塞尔又进一步推进了对于文化的反思。胡塞尔所强调的“现象学还原”分为两步：第一步就是要将经验主义者的自然思维方式暂时“悬置”起来，回到事情本身，回到原始的直观经验；第二步就是进一步通过悬置最终回到先验意识领域，这也是还原的最终目的和终点。因为一旦回到了先验意识也就回到了作为人的价值存在基础的生活世界。在胡塞尔看来，欧洲工业文明的兴起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虽然极大的改善了人们生活的物质条件，但同时也造成了人类精神意义的迷失。胡塞尔所提倡的回到生活世界就是要拯救这种精神价值的危机。生活世界是先于科学的世界，是科学世界的基础，“只有将生活世界作为人的价值存在基础，那一度失落的人的意义才能重新复归”〔2〕。总之，从“反思理性”到“反思文化”，也就是使人文社会科学的关注点从形而上的理性思辨领域转向了与人类生存的意义和价值密切相关的文化领域。
（二）从“反思文化”到“反思传媒”
文化与传媒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大家在对文化进行反思和批判的时候，自然而然也要反思和批判传媒，因此，从“反思文化”到“反思传媒”的转向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尤其是到了20世纪中后期，随着大众传媒的蓬勃发展以及传媒文化的出现，很多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学派和研究理论都是围绕着“传媒”而展开的。
1.作为文化的传媒与法兰克福学派
法兰克福学派是传播学批判学派的代表，他们通过批判大众传媒进而批判资本主义理论。具体而言，法兰克福学派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展开传媒批判理论的。
首先是传媒的资本化。法兰克福学派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高度资本化的社会。资本控制着大众传媒，利用它来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利用它来消灭个性，达到控制社会的目的。大众传媒变成了功利主义的资本工具。
其次是传媒的权力化。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大众传媒完全受到国家权力的控制和操纵，成为了权力的工具。国家权力正是通过大众传媒向大众传播各种信息，从而对大众进行操纵和控制。
最后是传媒的产业化。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将大众传媒所制造的文化称为“文化工业”，文化的工业化也就意味着文化产品的同质化、标准化生产，生产出来的文化产品都是千篇一律的，毫无个性可言。大众传媒也就成为了文化的生产工具，导致了文化的异化和物化。
2.作为文本的传媒与文化研究学派
大众传媒不仅是文化世界的一部分，也是文本世界的一部分。因为“大众传媒不是物理性的事实，而是需要解释意义的文本叙事的过程。人类都悬浮在一个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中，只有借助哲学与历史的广阔视野、人文主义的研究方法，才能弄清这些意义的产生之源，才能深刻地揭示文本的复杂性和文化的矛盾性”〔3〕。文化研究学派就是对传媒文本进行多元化解读的理论学派。
文化研究学派是站在大众文化的立场，“关注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以及传媒作为文本自身对于文化生活的实践作用，从而将大众传媒的过程视为文化生产与意识形态再发现的过程，将日常生活的权力关系反映为意识形态的争霸”〔4〕。与法兰克福学派不同，文化研究学派不仅强调了大众传媒塑造大众文化的重要作用，而且肯定了大众的能动性、批判性、对抗性。大众虽然不能直接控制传媒文本的生产，但是可以主动地对传媒文本进行解码，将自己的意义植入传媒文本之中。总之，文化研究学派将传媒看作一个开放的文本，大众可以在其中创造自己的文化公共空间。
3.作为商品的传媒与传播政治经济学派
传播政治经济学派是采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来从事传媒研究，他们遵循政治经济学的两大逻辑：经济逻辑和政治逻辑。经济逻辑就是指商品生产的逻辑支配传媒的运作，即传媒的商品化；政治逻辑就是指少数个人和集团控制传媒的运作，即传媒的权力化。并且，传播政治经济学派认为，传媒在西方首先被看作是经济产业的产物，其次才被看成是权力的工具。因此，传媒产业的最终目的就是追逐剩余价值。“传媒不仅直接创造剩余价值即生产传媒商品，而且通过广告将其他生产部门纳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轨道；与其他产业一样，在剩余价值的诱惑下，传媒工业必然走向竞争和垄断”〔4〕。由此可见，在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看来，传媒是货真价实的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传媒研究者应该首先关注传媒的商品性，其次才是它的意识形态性。
二、从“人使用传媒”到“传媒使用人”
在研究领域方面，“传媒学转向”实现了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从“反思理性”到“反思传媒”的转向；在传媒观方面，“传媒学转向”改变了人与传媒的关系。过去，传媒被看作是人所使用的工具，即“人使用传媒”，而现在人成为了传媒的使用工具，即“传媒使用人”。
（一）传统认识论：人使用传媒
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在近代发生了一次转向，即“认识论转向”。一般认为，“认识论转向”是以“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尔所提出的“我思故我在”为起点的，他认为，思维与认识主体同在，不可分割。其中，“我思”确立了一个“思维主体”。并且，这个“思维主体”是一个具有先验理性的人。这个思维主体在认识活动中所面对的是一个外在于自身的客观世界，“只有当这个客观物质世界以某种形式转移到人的思维主体之中，人才有可能进行思维活动，这种思维活动，其实也就是一种‘再现活动’或‘表征活动’。而正是这样一种‘再现活动’才使‘知识‘成为可能”〔5〕。换言之，知识的获得就是人运用自身的先验理性思维“再现”大脑之外的客观世界的过程，这个“再现”的过程也就是认识的过程。总之，认识论强调主客体二元对立，人被看作是一个能够不受外界的干扰，自主、主动、能动、自由地进行思考和行动的封闭的主体。客观世界被看作一个外在于人的客体而存在。知识的获得便是主体运用自己的理性去认识客体。
同时，传统认识论的这种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关系是人所特有的，是人与动物的区别之所在。“劳动把人从动物界中提升出来，使人成为与自然界相对立的主体，自然界则同时成为同主体处于对立统一关系中的客体。这就是主体与客体的分化。而劳动是以制造和使用工具为开端的。工具的制造和使用意味着动物的本能活动被人的劳动所代替”〔6〕。由此可见，工具的制造和使用是主体与客体二元对立的前提和标志，在主客体关系中处于中介地位。因此，认识论所强调的主体对客体的“再现”和认知必须要通过工具才能实现。最开始是语言承担起了这种“再现”功能，语言不仅能够再现外在的客观世界，而且自我内在的主观的思想世界也必须通过语言才能得到再现。因此，传统语言观将语言看成是一种受主体自我支配的工具，人们使用这种工具可以再现和认识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可以将自己的思想、经验、意志、情绪等信息传递出去。在这里，人与语言的关系是主宰与从属、主动与被动的关系，并且，这种关系是绝对的、不可逆转的。
如果站在传统认识论的立场之上，传媒也仅仅是受人支配的工具（语言也是一种特殊的传媒），在与人的关系中始终处于从属和被动的地位，其功能是传递主体的思想、情感、信息。目前，传播学界对于传媒功能的研究也还基本上停留在“工具论”的层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