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实践活动正以空前的广度和深度开展着，既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创造出了一个体现真善美的人化世界，同时也塑造出一个充斥假恶丑的非人态化、异化的世界：一方面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积极效应，另一方面也产生了史无前例的负面效应，实践合理性问题被提上日程。实践合理性问题的要害并不在实践本身，当代人类实践过程中遇到的困境和危机，实质上是人自身的一种危机，是人的文化的危机。
一、挖掘科技哲学新学术生长点的迫切性
学科构成了话语生产的一个控制体系，它通过同一性的作用来设置其边界，而在这种同一性中，规则被永久性地恢复了活动。米歇尔福柯（Miche Foucault）的这种认识，为过去各学科逐渐式微的逻辑提供了支持。但现在的事实是，一方面，可接受的研究对象的范围不断扩大，各学科变得越来越不纯粹，要在各学科间划出泾渭分明的边界线也变得越加困难；另一方面，由于学科的划分具有挖掘、疏导学术能量的功能，也有助于研究的系统化和技能的专门化，这使人们并不指望彻底废除学科界线。学科独立存在权利的基础，是最大化、最优化地发挥学科的作用。而若使学科作用最大化与最优化，又必须围绕学科界线的有效性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因此，以时代变迁为楔入点挖掘新学术生长点并由此进行学科的重构也就势所必然。
回眸以往，社会科学各学科的重构林林总总。虽然灵活性和凝聚力不同的各学科，其所承受的压力也互有不同，但相比之下，具有很强包容性、交叉性和边缘性的科技哲学，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其实，于光远提出的重振雄风的口号，已经让人听出了重构科技哲学既迫切又艰巨的弦外之音，而且我国学界重构科技哲学的努力也在事实上呈现出一跨三多（跨学科研究及理论、内容和方法的多元化）的趋势。
认识上，有人认为用科技哲学取代自然辩证法，缩小了自然辩证法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有人接受科技哲学说法，但对其内涵和外延作出不同理解；有人强调科技哲学与恩格斯建立的自然辩证法之间既一脉相承又有重要发展，科技哲学是自然辩证法的当代形态。操作上，在我国学位授予的学科目录中，自然辩证法已被更名为科技哲学（自然辩证法）；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已采纳《科学技术哲学》称谓；《自然辩证法研究》和《自然辩证法通讯》仍沿用旧称，但分别标示不同的选题方向，如《自然辩证法研究》标示的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和科技与社会。
体例上，突破自然观、科技观、科技方法论的传统模式，在宏观拓展和微观深入原则下，推出许多探索性新思路，主要有二分法具有稳定性和不可替代性的内核学科（自然哲学、科技哲学、科技史、科技社会学等）与具有可塑性和可变性的外缘学科（科技管理学、科技政策学、科技法学、科技伦理学、科技政治学等）；新三块历史导言（科学技术和哲学发展的辩证法）、科学哲学（认识自然的辩证法）和技术哲学（改造自然的辩证法）；四段型科学与科学发现、技术与技术开发、科技成果转化与技术创新、科技与社会或自然观、科学观、技术观、科技社会观；五层式。自然哲学、科技哲学、科技与社会、人本哲学（人的辩证法）和自然科学研究哲学（自然科学研究的辩证法）。争论的存在，说明学者对科技哲学的认识还处于反思与重构进行时的躁动状态，这不仅折射出寻找新生长点的学术需求与学术欲望，同时也构成一股催生重构科技哲学的学术潮流的合力。潮流的奔涌，需要溪流的不断注入，现代化便是科技哲学重构大潮中的一股溪流。
二、现代化是科技哲学固有内涵的必然外延
首先，现代化的缘起与科学发展密切相关。作为完整的历史变迁，现代化不是近百年才有的。200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集体学习的专题之一，是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历史考察。所以选择这个时段，是因为现代化的序幕可以追溯至15世纪前后的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的现代化意义，可以借用韦伯（M.Weber）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默顿（R.K.Merton）在《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中提出的不朽的韦伯-默顿命题加以说明，即新教伦理以预定论激发了人们建立月下天堂的渴望，以对魔力的反对为其与新科学的自然联合铺平了道路，并使科学获得了相当的合理性。新教伦理的基本特征是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精妙结合，而这种结合恰恰体现了现代科学精神的本质，因此新教主义价值观和新的自然科学之间存在某种一致性。与宗教改革一样，文艺复兴也肯定人力的伟大和现世人生的意义，也使人由诉求来世拯救转向追求现实幸福。文艺复兴的成就，不仅局限于通过但丁、彼得拉克、薄伽丘、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等大师的文学艺术作品所体现的人的发现，而且还包括由科学家（哥白尼、布鲁诺、开普勒、伽利略、维萨里、哈维等）和哲学家（培根、笛卡儿等）共同完成的世界的发现。
其次，现代化的演进以技术革命为动力。从世界范围看，英国作为人类第一次技术革命的中心，其现代化具有首创性、渐进性、自发性和自足性。许多重要的技术突破和新机器的问世，都由英国人基于英国社会内在自生并孕育成长的现代化原动力加以发明创造。如同新航路的开辟发现了一个地理意义上的新大陆一样，技术革命也由于召唤出巨大的生产力而在西欧创造了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新大陆。
作为物化的知识力量，技术革命的种种技术成果，不仅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现代化得以顺利进行的动力。技术革命在现代化中的关键性地位，决定了没有技术革命的现代化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化。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与发生在英国现代化之前的包括俄国彼得大帝改革、奥地利玛利亚特利莎改革和普鲁士弗里德里希大帝改革的强制性现代化，都因与技术革命无关而不能被定性为原发型现代化。
最后，在社会大系统内，科技是重要的子要素，科技发展必定要置身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科学技术与文明之间，既双向互动又二律背反。诚如现代化总是利弊相伴，科技的发展也会产生无数的科学悖论和技术悖论。这些悖论的解决，仅仅采用科技手段本身是不够的，还要有赖于包括制度安排、组织创新和现代人格的培育在内的社会技术。其中，制度安排、组织创新属于政治现代化范畴，现代人格的培育是精神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政治和精神现代化是科技发展的必要支撑和保证，也是科技哲学无法规避的课题。其实，已经有人呼吁科技哲学也需关注日常生活；还有人强调大环境发生了变化，科技哲学需要由当时的务虚转向现在的务实。笔者以为，其中的实是实实在在的社会，其中的日常生活也要以一定的社会为依托。而这个社会又是一个处于现代化进行时的社会。因此，可以认为，业内人士已经朦胧地意识到科技哲学与现代化之间的关联性与相干性。
三、实践负效应的哲学实质
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过程中，人类总是要以某种特有的方式与自然界发生联系，并形成关于自然界的认识和评价尺度。在原始社会，人类对大自然是顶礼膜拜的，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就像动物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在利用自然、作用于自然的过程中提高了对自然的认识，自然界的神秘感和人对自然的敬畏逐渐减少。文艺复兴运动以后，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高扬，当人在世俗生活中逐渐占据主宰地位之后，人开始极力将自己提升到上帝的位置，而最能体现人的威力和造化的便是人对自然的征服，形成了认识自然、征服自然、做自然主人的价值观。近代以来的人类历史的核心内容，就是人与自然的斗争史，就是如何确立相对于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就如霍尔巴赫说的：人必然使自己成为全部自然界的中心；事实上他只能按自己的感受来批判事物：他只爱自以为对他生存有利的东西：他必然恨和惧怕一切使他受苦之物根据上述思想，人类必然确信整个大自然系为他而造。这些观念的流行和加固使得人文与自然的断裂越来越严重。此外，随着科技和生产力的发展，人对自然环境的干预、改造的作用越来越强大，实践活动也越来越宏大，人的因素、人的力量和人的活动越来越强有力地参与进自然系统的运行，对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强制性、人为性的破坏也与日俱增，以致在生物圈范围里，人的活动成了生物圈发展演化的新机制。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人类的力量影响到环境，已经达到了会导致人类自我灭亡的程度，这种情况似已确定无疑。如果人类为了满足贪欲而继续使用这些力量，必将自取灭亡。人类自然观的误区就在于用二元分离的视角来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忽视了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和人对自然的依赖性。其实现代化和恩格斯早已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恩格斯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现代化也说：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但长期以来国内理论界单纯高扬实践的重要性，把实践概念的位置摆得很高，虽然也有不少学者如徐崇温等主张既要强调实践的伟大历史作用和世界观意义，又要始终坚持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但长期以来这种观念并未真正贯彻到实践活动中去，人类仍在掠夺自然，屠戮自然。面对如今已经是千疮百孔的自然界，树立一种人与自然协同发展的观念已是十分重要，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血肉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
二是人与社会的关系，这其中包含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们往往更多地注意到人类实践活动对自然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其实，人类实践对社会自身、社会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则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从西方社会的发展进程来看，走出荒蛮的古希腊人十分注重对自我权利的确认，对人与人之间平等关系的重视以及对个体生命的理性沉思和体验，认识你自己的警句犹回响于耳际。到了中世纪，由于宗教神学的权威统治，重新造成了新的人身依附关系，在宗教生活中强调人对上帝的依附；在世俗生活中，等级服从决定了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所必须承担的义务，这应当说是自古希腊以来的主体精神的失落，个人的价值往往只能在服从和被支配的过程中才能够体现出来。文艺复兴以后，被中世纪宗教神权和封建制度所束缚的人的个性又重新被发现并得以张扬，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更需要主体的自由以及主体间以契约方式维护彼此平等的关系。18世纪后的启蒙运动更加高扬理性主义的旗帜，继续涤荡封建主义和宗教权威的余孽。可以说，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人文基础就是对个人的发现，对自私利己的人性的发掘和对个人天赋权利的重视，强调个人利益的至上性和实在性，这确实适应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对自由人的需要。然而正像中国的古话所讲的物极必反，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过分强调世俗生活的合理合法性，过分强调个人的自由和解放，过分强调契约的调节和抑制作用，将人际关系绝对理性化、利益化，必然会伤害到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与亲和，逐步走向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的对抗和疏离。这种前提下的人类实践活动往往过分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与满足，而不顾及社会与他人的利益，个人主义、本代中心主义盛行，随着国际社会全球化程度的提高，人的实践活动越来越社会化，人的实践力量越来越强大，这种对抗和病态化的疏离已经具有了全球性，而且其后果已经达到了有可能毁灭整个人类的生存与文明的程度。当个人走上与社会和他人相对抗、相疏离的道路之后，就等于踏上一条人生不归路，这不仅意味着个人德性的失落，还意味着个人被社会和他人放逐。我们把追寻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我们实现人生价值的目标，这种自由与全面的发展是通过把自己融入社会和他人之中来实现的，缺少他人和社会的支持所获得的自由只会是人海中的一叶浮萍，最终得到的将是人生的失落。
四、结论
综上所述，现代化技术哲学思想存在的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从其形成的时代背景，还是从其形成的阶段及其重要命题，抑或是从其在国际学术界中的地位来看，都是如此。尽管上述的分析旨在简要阐明其存在的合理性，似乎也可以对现代化技术哲学思想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但现代化技术哲学思想有极其丰富的内涵，不能仅从一个方面去把握实质，因此，对于现代化技术哲学思想的探讨依然不能止步。多元化的信息社会赋予时代以新的特点，现代化技术哲学思想的研究也应该与时俱进，逐步迈向多元化的世界，这样才能使现代化技术哲学思想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