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教育研究中融合哲学和人类学的方法
问：汉森教授，我想通过一些问题来了解您的研究历程。先从您最近的研究项目谈起吧。这个项目的核心议题是在当今世界作为个人意味着什么，并特别关注作为个人的教师意味着什么的问题。您把该研究描述为将哲学和人类学所进行的一次融合。您能谈一谈，这一研究与其他关于教师和教学质性研究的区别吗?答：我想其中一个区别就是我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带有伦理规范性(normative)的特点。它考量更多的是深层次的伦理问题，并且是从伦理的视野而不是传统认识论的视野展开研究。在主流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人们认为应该排除规范性的问题，因为他们认为这会有损研究的客观性。但是，把规范性和主观性混为一谈是错误的。教育和教学都是带有价值性的实践，从实践最初指向它的时候，就包含了规范性的意图。所有的教育和教学都在表达这种或那种价值。伦理规范性的研究就是寻求对其中蕴含的价值表达作出伦理性的探究或质疑。
要描述我正在使用的方法是困难的，因为我还不知道在方法上如何给我的研究进行命名。我想它是一种非客观路径下的田野研究。这一研究在方法上是非常科学的：我对笔记的材料组织过程要求非常严格，谨慎地用各种视角来解释我的笔记，并且总是秉持自我批判的态度。我不断地阅读再阅读我的田野日记，对访谈和转录资料以及与教师会谈的笔录，我都反复阅读。我试图像个局外人一样看待这些资料，同时依然会思考我采取研究的模式、研究的关注点和研究的意义。我非常希望无论是自己还是其他教育界同行都能认真地对待教育中的任何事情，因为它们都具有价值渗透的功能。在我的研究中，虽然有些步骤是质性研究中常用的方法，但是解释的框架是哲学的。我丝毫不会犹豫在研究中引出更为深层次的伦理问题，这是描述哲学和人类学融合的研究方法首先需要说明的。事实上，哲学和人类学是两个紧密关联的领域，两者几乎在同一时代出现，至少在古希腊是这样的。古希腊人在柏拉图时代，对于他们的文化非常着迷，他们和波斯帝国有很多争端和战争，古希腊人在地中海一带和地中海以外的地区旅行，见证了很多文化差异。他们对于一个明显的事实感到非常惊讶：文化并不是由上帝创造的，而是由人自己创造的。这样的认识引发了很多既是哲学也是人类学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古希腊人发明了人类学，即由他们开启了对人性和文化的经验性研究。人类学这个单词来自希腊语中的anthropos，意思是人(man)，而我更愿意把它翻译成个人(person)。所以，人类学是关于人性的理性语言，是可描述、可观察的，研究者需要进入到真实的世界中才会有所发现。一些早期的希腊作者，比如希罗多德，就是非常优秀的人类学家，也是非常敏锐的观察者。
所以，人类学和哲学大致是同时出现的。如我先前提到的，由于存在纯粹的文化差异，希腊哲学家开始提出关于伦理、知识、美，还包括教育等方面的许多问题。事实上，也可以说人类学、哲学、教育学都在同一时期出现。当我发现这个现象时，感到非常有趣，兴奋不已。从某种意义上看，它帮助我描述自己的研究工作。柏拉图的对话录《美诺篇》著于2500年之前，以一位年轻人的问题开启：苏格拉底，你可以告诉我美德是可以教的吗?或者，它可以通过实践得来?或者它既不是通过教也不是通过实践得来，而是人的天赋或者是什么其他什么方式得来?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关于美德的哲学问题被提出来。同时，这个问题也是关于教育实践的问题。美诺问：您可以告诉我吗?他希望得到传授。但是苏格拉底并未提供这个问题的直接答案，相反，他让美诺进入到对话中。因为对于苏格拉底来说，教育不仅仅是传授(transmission)给学生知识而是要改变(transformation)学生的心灵状态。我为此非常激动：教育、哲学以及人类学竟然是在同一时代出现的。这就是我所做研究的灵感来源。我出去和人们交谈、看他们所做的事情，这些工作从开始到结束都是哲学式的，当然关注的落脚点始终是教育。
问：是的，我明白了您的意思。但是对于有些读者而言，他们可能依然会有一个疑问：这样一种哲学和人类学融合的方法到底与融合了人类学或哲学理论的质性研究有什么区别呢?
答：让我跳出人类学的范畴来谈这个问题。我们知道，社会科学非常关注因果关系，即日常中往往某个行为会带来某种结果的发生。当这件事情发生时，另外一件事情也常常会发生。这就是基于社会和心理的假设所形成的社会和心理目标。即使不能建立起这种因果关系，也要寻找行为与结果的某些其他关联，但这种关联并不是因果关系，只是两者之间有某种联系而已。但这不是我想要做的工作。我的工作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研究。很多质性研究都是基于社会科学的假设，然后试图对这些假设进行因果性的或关联性的分析。我的研究取向更接近人文学科，更接近能对我们的现实生活进行描绘的诗歌、小说和绘画。如果说，科学和社会科学寻求的是因果解释，那么人文学科寻求的是揭示意义、促进理解、获得智慧。我相信我们需要社会科学研究，同样也特别需要人文学科研究。目前，前者在学术研究和政策领域都被置于过重的位置。
问：社会科学的学者贡献是重要的，但同时我们也需要以不同的视角来切入教育领域。我们确实需要不同于社会科学的其他途径来研究教育、研究人。
答：是的，我同意你的说法。这里我们可以想一想画家或者诗人所具有的知识。通常我们倾向于认为画家或者诗人是纯自我的，他们在做主观性很强的事。但是，这种对艺术的认知是非常错误的。我想其中一个问题是在我们的文化中，不管是在美国还是中国，都把科学和艺术分离开来了。这种分离导致了我现在不太容易向你解释我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因为我们并没有现成的语言来描述这种方法。科学和艺术被我们分离了，而在古希腊和古代中国两者并没有分离，所以，这种分离是现代的发明。那种认为通过假设因果关系或关联仅靠科学方法加以验证就可以给我们带来客观真理的观点反映了对科学和艺术浅层的理解。优秀的科学家和优秀的艺术家都会设法使我们看到真实的世界。不仅如此，伟大的艺术家还能给我们带来震撼和感动，他们会为我们展示科学家所无法展示的内部真实。科学采用的实证认识论尽管非常有用，也带来了很多有价值的发现以及有价值的成果，但它相当的狭窄。社会科学作为科学的表亲，虽然对实践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但依然有许多的束缚。
不管怎么说，匡正错误的知识和真理使科学受到很大的局限。从认识论角度来讨论这一局限性的文献非常多，经常被引用的有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桑德拉哈丁、约翰杜威、马丁海德格尔以及麦克波兰尼等人的著作。我们应当转向艺术家，转向人文学科，来充分描绘和理解我们现实的重要特征。例如：人与人之间交流所产生的体验，人的幸福、开心、失望、痛苦等神秘莫测的情绪，人的好奇，等等。所有这些经验，都包含了人们的认知方式，远远超越了主观-客观的区分标准，无法通过主客观的二分法来理解。又例如：我们并不是通过客观地描述我们的配偶、孩子、朋友来懂他们的，我们也无法通过把他们变成客观对象的方式来认识他们，如果我们想要探究婚姻或者友谊的意义，就必须很深入地、以合乎伦理的方式去了解他人的现实。这样一种理解人的方式不同于任何以往现有的方法。
我再一次强调，这里没有用任何简单的、直接的语言来描述我所采用的方法。我想，当研究者试图去理解教学、理解教师、理解教学实践者工作的意义时，需要用他们一生的教育来找到合适的语言。我想，对于研究者来说，应该进入到这个世界里研究，而不是从某个理论开始研究，这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怎样，我们要真正紧密地关注世界，关注现实，关注教师和学生在课堂中是如何活动的。这个动(move)既指字面意义上的动，也指精神上的动。例如：他们是如何说话的，是如何表达的，是如何度过课堂里的时光的，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我们通常并不太关注的日常事情，而就是在这些非常日常的事情中，蕴藏着教育研究的魅力。
问：是的，我想我们需要把教师和学生的生活与我们自己作为教师教育者、作为研究者的生活联结起来。
答：用联结(to connect)这个词来表达非常完美。它包含很多复杂的内涵：审美的、道德的、认知的和存在论意义上的等。
问：您认为这种哲学和人类学融合的方法是教育研究的新方法吗?换句话说，方法这个词在这里是合适的吗?
答：是的，可以这么说。比如：我们可以说，一位好的画家或者好的诗人，都有一个适合他的艺术表达方法。艺术家的方法可能会随着时间而改变，与科学家的方法相比，会少一些系统性，并且不会那么容易清晰表述出来，但方法依然是一个适切的概念。当然，我们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方法保持警醒也是可以的。
二、关于人的概念
问：在您的研究中，使用的是person这个概念而不是man或者human being的概念来表述人。您是刻意地选取了person这个词吗?答：这个问题很好。在英文中，我们用个人(person)、自我(self)、个体(inspanidual)、认同(identity)、性格(character)等概念来表述一个人。我选择person这个词来表达人的概念，是因为它似乎很少地与任何一个学科相关联，似乎没有被任何学科、思想所独占。但在哲学中对person这个概念还是有很多讨论，哲学家们对于个人意味着什么有很多的思考，我们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孔子的早期思想。
person只是一个词。但是我想这个词可以让我们把教师关于个人的属性放到一起来思考，也就是把教师当作在教育环境中和他人共同生活的个人来对待。当用教育的视角来理解个人时，可以说我们天生是human beings，但是我们通过被抚养和被教育而长大，成长为persons。个人(person)这个概念非常强调成为(becoming)可能性潜力这些词的意义。个人(person)这个概念保留了许多非常重要的非决定性的内涵。比如：自我(self)的概念可以指固定的或者决定好的某个发展阶段，但是成为人(becoming persons)却不是一种直线性向前的、必然进步的发展路径，而是包含了很多起起落落，有失败、困惑、启示等，有些在伦理上是进步的，有些是退步的，所以，个人(person)这个词的概念是非常动态的，非固定化的。
三、教学和教师研究的另外一种路径：亲证(bearing witness)①
问：刚才所谈的内容似乎暗示了您的有关教学和教师的研究方法和其他研究方法是不同的。您是否认为这一研究方法对于研究教师以及教师的实践具有特别的贡献呢?您是否认为您在这一项目中和教师一起工作(work with teachers)的方法，为广义上的教学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价值呢?
答：你提的问题非常好，我非常肯定地说是的。这一研究取向对于那些真正关心教师世界的人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在这个项目中，对我很重要也很让我兴奋的是一种亲近(proximity)关系的构建，即用靠近教师的方式去接近他们的世界。为此，我在两年的时间里，多次(近200次)到访教室与我的伙伴教师聚会讨论(21次)，并且做了许多(42次)的个人访谈。这样做的结果是，我愈靠近教师，我和教师的谈话就愈加深入。我们应该学习一种新的方式来关注作为个人的教师。
这一努力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
第一，我们应该学习着去注意教师所关心的事，以及他们的观念、经验和视野。我首先想到了那些全身心投入的、优秀的、有思想的教师，这些教师并不一定是那些掌握了研究性话题的教师，但他们是真正栖居在儿童、年轻人中的教学实践者。他们是冲锋在教育前线的人，而不像政策制定者那样，常常远离教师的现实世界。我在这里描述的立场并不意味着认可教师做的所有事。但是，这一立场可以创造一种信任的氛围，从而使得用最坦率、最真诚的方式来谈论教学变为可能，甚至包括谈论那些可能是教师的不足或者失败的地方。这种信任在对教师量化评估的体系中常常是没有的。
第二，研究者需要在学校和课堂中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去密切关注教师日常的努力。幸亏这个项目持续时间比较长，在项目研究中我感受到教师、学生与学科之间的关系在日常教学活动中表现得如此丰富和复杂。目前的教育研究存在着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研究者常常假设所有的问题我们都已经研究过了，因此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聚焦于变革。当我阅读现今教育政策研究方面的主流著作时，有时会思考：决策者是怎么看待教育问题的?他们是否有时间带着谦卑之心去看看优秀的教师在做什么?似乎政策决策者总是匆忙地在做着各种变革，告诉世界他们正在做事。在当今世界，如果你没有显示你正在做着某种改变(不管是什么样的改变)，那么就好像你没有做任何事情。政策决策似乎只是为了进行变革(change)，而没有考虑培育(cultivate)的问题。如果政策决策者一开始就以审美、道德和反思的方式来关心教师、关心学校管理者、关心父母，最重要的是关心学生，那么当今教育的图景会是怎样的呢?
我开展教师研究的路径与社会科学界中开展教师研究的主流路径有很大的不同。主流的研究路径常常是以假设开始的，即先设问题，在进入学校和课堂之前就已经有了预先设计好的干预方案。当然这本质上没什么错，为了让我们教得更好，我们当然总是需要学习点什么。但是，如果这是唯一的研究路径，那么我们将注定在黑暗中摸索，而忽略了那些教学中很多具有进一步研究潜力的部分。因此，对于我来说，首要做的就是倾听，多花时间和教师们在一起，这样所要研究的问题就会慢慢自然浮现。更好的情况是，让研究问题从教师们所说的话中以及研究者所看到的教师们的做法中自然成型。否则的话，在当今时代，研究的问题就会特别容易试图从非学校的课堂日常生活或者其他别的什么地方开始。
等待研究问题自己成型并且引导研究方向正是我现在这个项目中所采用的方法。我并没有对作为个人的教师意味着什么的问题进行任何假设，同样，我今天也没有对这个问题的意义有任何终极的回答。确实，经过了这么多年，我当然对这个问题有了相当多的思考，但是我所明白的是，对这个问题并不容许有终极的答案。相反，它应成为研究者不断思考、质疑、漫想、行动的鲜活动力。过去，我在和教师们一起做研究的过程中，看到了思考作为个人的教师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给教师带来的改变。
关于你提到的是否以这种靠近教师的方式促使教师们改善教学，我说是的。我可以创造一个空间，让教师们聚到一起谈论他们工作的深层意义，以及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及感受到的快乐，这些都是教师工作中最真切的体验，但能让他们说出这些话的机会和场合非常少。
教师们也提到，如果有人去他们的教室亲身观课，但不是打扰或者评价教学，是一件令他们感到高兴的事件。我把这样的一种观课叫做亲证(bearing witness)。这一方法的特征我在一篇文章中具体谈到。亲证就是亲身到场去看。可以这样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持续地去倾听，与教师们进行有深度的谈话，努力地靠近教师。教师认为我的拜访是对他们以及所从事工作的一种尊重。在我正式拜访他们之后，我们有无数即兴的谈话，谈话的内容可以包括在一个大的问题中，即作为个人的教师意味着什么。这些无数次的讨论，以及我们定时举办的整个团队的晚餐聚会，创造了一个动态的、特别丰富的平台来共同挖掘教师工作的深层意义。这让教师们重新思考他们工作的方方面面，反思他们很长一段时间内所获得的教学经验，表达他们最深层的关注和价值观念，发现教学中的新视角，等等。在项目研究的最后一学期，很多教师都开始进行正式的写作，去回应作为个人的教师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同时也反思他们在这个项目中的经历(我计划出版教师在项目中关于他们经历和反思的写作)。
问：在您的研究中，我们看到了一种可能性，即我们可以开展一种研究，使教师可以自然地改善和深化他们的教学，而不是我们作为局外人去干预他们的教学和研究，是这样的吗?
答：是的。从发现和承认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开始是非常重要的，花时间和教师们相处，支持他们去表现对工作的自主性，所有这些都自然地影响着他们的世界。这需要耐心，但不是出于义务的付出，而是出于尊重，出于对教学的热爱。信任是如此重要。它不能是强迫的或贸然的。但是当它在那里时，你就有了与教师们讨论教学意义的基础，也就有了与教师们进行有关教育哲学的探究。在我的经验中，当把信任和相互尊重作为交往的平台时，很多情况下教师就可以自然地进入到哲学探究的领域，因为他们也希望能丰富、深刻地思考教育工作。
问：我想补充的是，这一相互尊重的关系也可以鼓励教师把他们自己当作探究者。因此，反思教学不仅是帮助年轻教师成长的实践，还是教师面向无穷未知、不断获得新知的实践。
答：这样的探究并不需要教师具有创造新知识的目的。它可能更多是要教师培育自己的智慧、理解力、感知力以及和儿童、年轻人在一起相处时的敏感性。当然，教师可以从自己的探究中学到很多对工作有实际用处的东西。教师作为成功的探究者并不需要制造知识，只需对课堂生活进行反思、质疑和思考。由此，教师可以发现他们的视野较之过去更宽广了，从而帮助他们更好地投入并享受教学工作。
四、汉森教授的研究生涯概述
问：您已经进行了教学道德性领域的研究，比如您发表的相关著作以及论文《诗意的教学》。您也研究了世界主义和教育的关系。现在您所做的关于作为个人对教师意味着什么的研究是一项将哲学和人类学加以融合的研究。您可以谈一谈这些研究是如何影响您作为一个人、一个教师教育者和一个哲学家的吗?
答：当我在围绕这个项目作报告的时候，发现事实上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都在探索这个问题，即作为个人的教师意味着什么。每个不同时期的研究都以某种方式回应着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我自己做了很长时间的教师，在我儿童、少年和大学生时期遇到了很多非常优秀的教师，对我来说，我现在和教师们所做的研究是非常自然的探究。
回溯过去的几十年，直到现在，我才有足够的经验或者说积累来直接回应这个作为个人的教师意味着什么的问题。这并不是说我现在有了这个智慧。我想智慧(wisdom)这个词更多是指一个规范性的理想(regulative ideal)，可以用来引导人的行为，而不是人所拥有的一种属性(possession)。研究教学的道德性对我来说是一种启示，帮助我得以进入教师世界并获得理解教学意义的一种洞察力。我将永远感激我的博士生导师菲利普杰克逊(Philip Jackson)，他邀请我参与了他在20世纪80年代末开展的学校的道德生活项目的研究(the Moral Life of Schools Project)。这个项目使得我第一次可以系统、持续地观察教学的内部情况。当我们超越表面的行为时，教学中竟有如此多需要思考的问题。关于如何看待教学、教师、学生、学科之间的关系，我学习了很多。这也为我思考自己的教学打开了一扇非常宽阔的窗户，从这扇窗户中看到的有些东西可能并不是那么令人舒服，这其中有一些是我所经历的失败。但不同的是，现在我理解了这些失败。我开始以一种更加深刻的方式来看待我的失败(也包括我的成功)，我开始从道德和智识融合的视角(a fused moraland intellectual lens)来看待教学。
在这个项目中我感受到了教育中非常厚重的人性，由此引导我开始了第二个研究阶段，这个研究围绕着教学作为一种召唤、一种天职(teaching as a calling)的主题展开。这个研究包含了哲学探究和田野研究。我也采用了在学校的道德生活这个项目中开展访谈和搜集到的资料。我理解了为什么对于很多教师来说，教学包含了比工作、职业甚至专业更有意义和更加深刻的东西，也理解了为什么教学既是对教师道德、伦理、审美以及智力上的挑战又是对教师精神上的馈赠。他们把握了教育的脉搏，理解了为什么教学包含了比社会化、文化适应或技能训练更多的意义。要是今天的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政策时可以以这些教师所理解的教学方式，以这些教师看待儿童、青年人的方式来思考问题，教育情况会好很多。
在过去的十年中，我对世界主义的研究，部分是出于我在两个文化上非常多元的大城市作为学者和教师的工作中偶然的发现。这两个城市，一个是芝加哥，一个是纽约。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当时我负责教育学院的教师教育专业。我花了无数时间和这些准教师们呆在学校，同时也和学校的管理人员、教师打交道。多亏美国过去几十年的移民政策，有大量的人口流动，这些学校大多具有文化多元性的特点。后来我到了纽约的学校，情况也是一样的。并且，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有一大拨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这些现实更加引起我对于文化、地域、经验之间关系的好奇，促使我去思考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化多元性会如何影响作为个人的教师意味着什么的问题。
世界主义对于我的整个研究历程来说都非常重要。我的研究告诉我，世界主义概念指向的是人们在经验中形成的教育性关系。人们可以学会从差异和共性中学习，事实上很多时候确实如此。有关世界主义的文献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这些文献显示了人们在保持对家乡和传统的忠诚同时，还可以拥有向新的人、思想、时代、价值保持反思性的开放态度。当然，这里的忠诚包含了反思性的特质。这里的关键词是反思，这个词不仅显示了人们为什么要包容别人，更重要的是可以从他人那里学习或和他人一起学习，尽管这些学习可能在他们的生命历程中只是带来非常小的转变。我强调这点，是因为会存在包容了一个人却可能并没有从对方那里学习的情况。总之，有关世界主义的广泛文献深刻地影响了我如何看待人的可能性的问题。我们人类文化不会困死在教条主义、文化泡沫和文化孤立中。我们人类之间并不永久地注定处于敌对状态中。在当今世界，有无数的教师和学生在教学实践中反抗受到损害的命运，他们参与的是真正的文化创造(cultural creativity)。确实，尽管儿童和青少年群中存在着残忍地对待他人的事例，但在很多时候，他们常常是天然的世界主义者，可以在各种差异中进行有意义的互动。
问：我想对于您刚才所说的，人们并不总是被自己的文化所束缚，这个思想在中国的语境下也有很多潜在的重要价值。目前，在中国就生活的价值而言，贫困与富裕之间、乡村和城市之间、东部与西部之间以及不同的文化群体之间，都有很多冲突和分歧，您提到的文化的创造就显得非常重要。
答：我之前的著作中写到过有关传统(tradition)和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的区别。传统主义指向的是一种文化凝固的状态，或者说，是一种试图凝固文化的努力。历史表明了尽管这种努力是可以理解的，但常常会失败，并且带来暴力。传统这个概念，当我们拿掉了主义，就显得非常不同。传统总是和过去、和我们所继承的文化元素保持一种生活化的、动态的关系。这不是一种偶像崇拜式的关系，也不是一种礼拜式的、没有质疑的关系。相反，一个有传统观念的人在一开始承认他的传统时，就被一个更大的世界影响着并且不断变化。因此，一个有传统观念的人知道为了让自己所继承的传统保持活力和意义，就必须与其他传统、其他人、其他做法、其他价值等进行互动，并回应这些不同。这就是一种文化上的世界主义取向：我们一只脚心甘情愿地站在自己的文化中，但是另一只脚同样心甘情愿地站在一个更大的世界中。在这个更大的世界中我们负有越来越多的责任。问：确实，这个观点非常重要。现在在中国，有两股相反的潮流：一股是倾向于全球化、国际化，甚至西方化，主张和世界积极互动、交往;另一股潮流则是您所说的传统主义，也可以说是一种回到经典的主张。在这股潮流影响下，出现了把学校基础课程放在一边，不学数学、科学等知识，只学传统经典的做法。但是，我相信在回到我们的文化之根时，对其他文化也应保持开放且互相学习的态度。这能否成为可能呢?
答：正如很多人注意到的，当今世界有很多恐惧。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正面临着由巨大的加速度改变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各个地方的人都感觉到不稳定和紧张。我自己有时候也非常担心我们的人性会被这个快速改变的世界所吞没。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转向那些看起来可以提供安全、稳定、确定且没有疑虑的东西是很自然的。但是有时这种态度变得非常具有破坏性，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一样。我指的不仅是身体上的暴力，还有心智和人格倾向上的暴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要想火力集中地破坏传统，就要以一种传统主义的方式对待它。这种方式使得文化变得脆弱，甚至分崩离析。这就跟经典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经典在思想上是封闭的。每一部经典，包括孔子和其他先贤的作品，都被其他或近或远的思想所影响。在我看来，从定义上说，经典意味着向世界开放，接受世界的影响。原教旨主义者并不懂得如何阅读经典。他们把自己套在紧身衣里，以此来平缓自己的焦虑，而不是面对经典中所展示的真实，教导自己敞开思想。原教旨主义者并不是唯一这样做的人。学术界里的一些人也在依靠经典谋生，但他们仅仅把经典作为研究的对象，而不是把经典当作具有活力的、很多时候超越于这个时代思想的精神财富来对待。
如果我们有更多的领导人帮助人们面对和克服对世界的焦虑和恐惧，将会是很好的事情，而不是像现在这种，总是采用打击的方式回应这种情绪。如果我们的领导人能像优秀的教师那样保持开放且互相学习的态度，那么这个世界会更好。这种改变不会很快到来，所以，我再一次确信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教育大有用武之地。世界主义的取向可以发挥作用，我们的教师也可以发挥作用。
五、教师和为召唤而教(The Call to Teach)
问：吴老师也想和您交流一下她的想法。她的问题和她所思考的内容都与当今中国教师面临的挑战有关。这些年，吴老师和教师们一起阅读帕尔默的书，她发现教师会非常强烈地回应帕尔默《教学勇气》这本书中的观点。通过这本书，他们开始对教学进行叙事性探究，对工作重新燃起了希望，并开创了一个分享交流的平台。吴老师想到您的有关教学作为一种召唤的思想。她想更多地了解，教学如何成为了一项包含深厚精神馈赠的服务呢?另外，您的研究和吴老师的工作有很多相似之处。你们都认为应该和教师多呆在一起，信任他们，让他们知道该怎么做、该怎么学习。这帮助教师重新发现了自己的内在之光。或者说，就像我在书中提到的，一种作为教师的自觉(self-enlightenment)[7]。所以，吴老师和您产生了强烈共鸣，这是不能通过一种传统的或者科学的方式进行解释的，因此需要通过其他途径来理解它，对吗?
答：你和吴老师谈到的内在之光和自觉都非常重要。我完全同意为教师们创造一个平台，使得教育研究者和教师们能一起紧密地工作，创造相互信任的氛围，让教师重新发现教学的原动力和最初的理想及希望，用杜威的话来说就是重建环境。你的观点让我想到教师教育作为一个整体需要从根本上转向人文学科。我们仅把教学技能手册扔给教师们是严重不够的。这样做，可能可以让年轻的教师在第一年的严酷环境中生存下来，但是却没给予他们足够的智力支持帮助他们理解工作的重要性及意义。只有人文学科，或者说，人文学科的资源以及那些扎根于人文学科的对话，才能帮助年轻教师真正理解他们工作的人性内涵：学生的人性意义，课程中的人性意义以及教师自身的人性意义。现在，教师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扎到教育哲学、教育历史和现代文化学等学科当中去学习。为教学作为一种召唤的思想辩护是如此重要。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不要期待新手教师会自发的有教学作为一种召唤的意识，这种意识只有在实践中才会真正生发出来。我们应该直接地和新手教师讨论教学中会遇到的困难，他们也确实需要从这些困难中活过来。当然，更重要的是，他们应该看到，当克服了这些困难之后，一名坚强的、有爱护之心的教育者才会诞生。这时，他们对教学的重要性才有更深层的认识，而单纯的技术训练并不能让教师们走远。事实上，从长远上来看，没有了教育哲学的学习，纯技术的训练会让教师和学生的思维变得狭窄。因此，我们需要有像吴老师这样的人在这方面作出努力
问：谢谢汉森博士。吴老师还有两个问题想向您请教：第一，为什么像帕尔默这样的著作可以对教师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完全不同于教师们阅读传统的学术论文时的情况;第二，对于大学研究者，包括大学的教师教育者，是否认可和支持像帕尔默那样的研究呢?如果我们真想帮助教师，我们就需要学习如何以一种新的方式来写作，而不是简单告知教师，或者用一种技术性的知识告诉他们应该做什么(似乎很多的学术出版都是让学者得到晋升，而不是真正帮助教师和其他人)。答：教育研究在整体上没有把教师当作为召唤而教的人，并为此进行教育研究和为教师提供恰当的帮助。很多发表的文章把教师对象化了，把他们当作是雇员，或者更糟糕的是，当作只是体制中功能性的一员，他们的工作性质由那些对教学没有任何感觉也不知道怎么教的人来定义。也许事情没有那么困难和顽固。我不相信教育研究就是单一的一种，即使这些年社会科学的量化研究似乎在政策制定的影响下一统天下。尽管量化研究和政策的制定配合默契，全世界依然有无数的学者和教师非常努力地把教育研究和教育实践变得更具人文性。我在他们的工作中看到了希望，这也是对教学作为一种永久召唤的希望。
关于为什么帕尔默的著作在教师中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力，我觉得帕尔默的著作似乎是在直接与教师对话。我想说，他和其他给教师带来启示的作者一样，专注于深层次的伦理问题而不仅仅关心认知的问题。他尊重教师的知识，尊重各种支持教师教学的研究，认可其中具有的价值。他似乎把教学当作一个更大的整体性存在，而不仅仅是传递一系列的技能、信息或价值。关于今天我所谈到的这个项目，其中就有对人的关注，即把教师和学生作为个人来看待并关注他们成为什么样的人。对我来说，这是一幅老幼互携的图景。不是说年长的教师更博学就必须灌输知识给年轻人，而是年长者已经看到了更多生活的美、生活的真理、生活的无限多样性，以及怀有对生活本身的爱。他们邀请年轻人加入到探索的行列，在这里年轻人可以相遇美、真理、善，以及建立彼此深厚的情感关系。对很多教师来说，课程可以成为为此准备的资源，而不仅仅是一些我们可以通过考试的知识。所以，在读帕尔默所写的著作时，似乎教师可以马上感觉到这些真理。教师们不仅在阅读中获得确证感，同时也感受到这些真理对他们工作的触动。帕尔默的著作也让教师们思考自己和反思工作。我相信这些著作是饱含着信任之情来描述教师的。就像我们之前所讨论的：教师像所有人一样，倾向于在深刻的、真诚的信任中作出回应。我会说，这本著作是对作为个人的教师意义的一种探究。这就是我试图在这个项目中去做的事情。我强烈地相信，带着深厚的伦理观与教师靠近，这样一种研究取向，在教育研究和政策制定中应该占有一席之地。如果我们真的希望帮助教师，希望提升这个专业的品质，我们就需要重新思考我们与教师的关系问题以及教师教学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