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知识分子斯文扫地最有效的办法，恐怕就是“文革”中革命造反派们所发明的“扫厕所”。厕所容纳人类排泄物，其颜色气味给予人的感官刺激，就足以令清理者产生坠入深渊之感。从高高在上的文士沦为被屎尿熏染的贱民，发动者获得了施虐的快感，同时也满足了社会底层人群的心理需要，他们真切地体味到“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深刻含义。
与厕所为伍，受人尊敬的一变而为弯腰逐臭者，他们瞬间沉到人生的谷底。梁漱溟日记里有“早起监督劳动，扫街道厕所”字样，启功日记里记载，“李谈扫厕是一关”。在扫厕所的过程中，中年启功思想剧烈起伏。他先自我检讨，如觉知识分子不该扫厕所，“即是剥阶丑罪思想”（“剥削阶级丑恶犯罪思想”简称），继之以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劳动是赎罪的机会，怕脏怕累的思想能克服些，但下意识、灵魂深处并未全净，还有怕危险的一种思想，我曾强调别出事故，这并不错，但其深处也有自己怕危险的因素。”然后便进入虔诚的工作状态：“不会用拖把，葛教，临时学”，“运纸箱，甚吃力（肖刷厕干净）”。他们用心尽力，试图凭藉卖力的劳动赢得统治者的信任，从而免于更残酷的惩罚。沈从文称“已摸熟了一套搞清洁工作的诀窍，作来相当顺手”;启功扫厕所二十几天后，就发现了一个诀窍：“用去污粉洗尿池有效”。启功在劳动中还有了深刻的感受：“想到从前扫厕多看人，恐人见己。今知看活儿，何者未净，应再进一步看罪行，看思想，看劳动人民，看革命事业。”
启功还得跟自己的恐高症作斗争。相比扫厕所，擦玻璃可谓好活儿，可是，玻璃长在学校主楼顶层6层的窗户上。老楼层高近4米，可是新街口豁口外的最高建筑。54岁的启功患有眩晕症，喝水稍多，眼睛便会出现金线，视物困难，并伴随头疼、呕吐。爬上二三十米的窗台，对启功而言实在是一件残酷的事情。但他不能向管制者提出照顾自己的要求，他担心那会被视为抗拒劳动。“今日劳动擦玻璃有怕高的思想，仍是怕危险”，他通过向自己施压，战胜了恐高症：“今日上高处较多，只是不向下看，即不眼晕，逐渐克服。”
文革伊始，精英荟萃的北师大一派肃杀，自杀者有之，被虐杀者有之，老同事刘盼遂教授被红卫兵强行按入水缸淹毙……启功诚惶诚恐地紧跟形势，“那天争论读语录问题，我即晕了不知何对何错，这必须用主席思想判断，因为红旗革命者能打，反红旗的人也能打，如不能识别，即易犯错，此是锻炼”。今天批谭力夫，明天批彭真彭德怀，后天批刘少奇林彪，理解的奉行，不理解的也要当作理解了的去奉行，唯恐被甩下这架疯狂的革命战车。
他们从天上掉到了地狱，只有一缕苟活的亮光在近处召唤。
甄别敌我，是“文化大革命发动者”所使出的一个绝妙手段。通过调查掌握每一个人的历史材料，据此对其进行政治定性：你到底是革命者，还是革命的对象？强烈的生存焦虑，迫使人们做出可怕的事情来。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四处派人调查，编织起一套密不透风的人肉罗网。诬告，辩诬，每个人都要挣扎着爬出沼泽，并同时尽力把别人踩下去。这样的精神折磨，左右着每个人的日常行为，吞噬着他们的心灵。自认为根红苗正的，借机加倍折磨他人，在获得兽性满足的同时，还可邀功求赏;出身不好的，置身其中便有寒彻心底的恐惧，他们会变态地表现自己的革命性;自觉罪孽深重、看不到尽头的，就以死谢罪，被诬告、百口莫辩的也往往绝望而死……始作俑者激发起人性中最邪恶的力量，然后坐山观虎斗，他们发明的人肉筛子，就这样刺进中国人的精神和肉体。
在那个年头，启功喜欢书写送人的毛泽东诗句是：“梅花欢喜漫天雪”、“风物长宜放眼量”。1969年，他还给学生书写了一条毛泽东语录：“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心中的话语或许都隐含在其中了？一代知识分子俯首帖耳接受改造和奴役，而且学会熟练地使用那个时代的标准“思想”造句，岂能不令人伤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