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发萌时期（19世纪后半叶）
傅兰雅对翻译理论的探究并不多，在1880年发表一篇论文《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提出了汉译外译名三原则。其一，汉语已有词典中查不到的名词术语，可查阅有关汉语书籍，寻访有关专业人士。其二，汉语中没有的名词术语，可用新造的方法解决。例如，形声译，用偏旁加通用汉字;用部分释义法，如养气、轻气、火轮船、风雨表等;音译，但是一种临时办法。其三，作中西名目字汇。① 他对形声译的研究，得到了梁启超的赞同。傅兰雅最早倡导科技译名统一，并制定了译名的具体规则。他与中国同事大致的制订了三条关于译名的要事：华文已有之名，设立新名和作中西名目字汇。② 傅兰雅与中国同事一起编制了几种专业名词汇编，这些名目表，大部分是我国在这方面统一译名的开端，很多译名沿用至今，产生深远的影响。
高凤谦对当时译名上出现的混乱局面，颇有感触，提出用“辨明物”与“谐声音”两种手段统一译名。有些东西中国有西方没有，有些西方有中国没有，有些中西皆有，但用途不同，所以译者翻译时各行其是，令人眼花缭乱。他认为必须将所有事物逐一考据，并列中西之名，刊为一书，颁布通行。人名地名，很多时候只有读音没有释义，所以要按罗马字母顺序，外文以英语为主，中文以京音为主，收录到一本书中，发行流通。他的观点被梁启超所引用。另外，他和他人一道编辑出版了几种名词汇编。
梁启超认为如果想要整顿这种混乱局面，要尽快编辑一本关于统一译名的书籍，这样译者就能够共同遵守译名原则，缓解紧张的局面。他讨论了对翻译人名、地名、官制、名物、律度量衡、纪年等等的看法。关于人名、地名的翻译，要选择最通行的作为定名，不能够求新而曲解本来的意思;关于官制的翻译，他认为译义和译音互相补充;关于名物的翻译，为中国所有者，以中名名之;中国所无者，则遍考已译之书，择其通用者用之;其并未见于译书者，则酌度其物之原质与其功用，而别为一名。”;③ 关于度量衡的翻译，梁启超收集各个国家的度量衡，列出了名目标，供各国参考;关于纪年的翻译，他认为要以孔子出生的那年为主，其次是中国历代君主的纪年、西历纪年、印度旧历纪年。梁启超的论述中，吸取了高凤谦的观点，在高凤谦的基础上深入的研究，对当时译名问题作出了翔实的论述，被后来的译者所遵循。
这三人的论述，依次深入，虽然各自的研究的切入点不同，但是却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的这些观点必然会引发对译名问题的进一步研究。
二、高潮时期（20世纪上半叶）
章士钊所处的翻译时期是，西方科学学术高度发达，中西文化交流日益发展，所以译名问题再度突出。他在《国风报》上提出了关于译名的问题。重点分析了译名的弊端及音译的利处。
胡以鲁侧重于义译，也不排斥音译。他指出了音译名词带来的不便之处，论述了以义译为原则。如果一篇文章或一本书全用音译，那当然是“不可通”，而对其中个别词语或句根据需要采用音译，确实古今中外常见的，胡以鲁也不否认。思想之发展进化，不必非得表现于名词的不断更新。
容挺公对胡以鲁的学术作出了论证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义译需作界，音译更需作界;统一译名不能依靠政府的力量。他认为，约定俗成在统一译名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朱自清将历来译名的方法概括为五种：音义分译;音义兼译;造译;音译;意译。他对这些方法进行了分析。指出意译固然比其译法好，但是要必须选择，还纠正了章士钊的某些观点。朱自清的论述非常全面，批评了章士钊的偏激，指出了胡以鲁的失当。讨论了译名在翻译中的地位，探讨了译名在繁荣我国科学技术中的意义。研究了译名在翻译中的地位，也研究了译名的五种机制及其适用环境。
高潮期，译者之间产生分歧，但这有益于讨论研究的深入。各抒己见，还能够主动纠正自己的错误。
三、深入时期（20世纪后半叶）
这一时期，翻译研究重心的转移与非翻译类书籍涉及语言文化影响对译名的进一步研究。罗常培主要从词语与文化的渊源关系研究语言与文化，集中讨论译名。借词是文化交流的产物，文化交流有民族间相互接触、相互贸易与入侵。虽然没有论及借词与翻译机制问题，但他关于借词的分类值得借鉴。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研究音译，既研究了音译的历史文化渊源和分类，也探讨了音译的种种缺陷;翻译教材中，将译名扩展为词语翻译，不但将成语、习语、拟声词囊括其中，而且研究了词、词组和句子之间的转换关系;不再讨论音译与意译孰优孰劣。这些都说明，译名研究在翻译理论研究中的权重虽然大大下降了，但译名讨论的论域更为广阔，讨论也更见深度。但是音译或借用在译名中到底处于什么地位仍没有研究，更没有得出结论。
参考文献：
[2]马祖毅・中国翻译通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
[3]王树槐・基督教与清季中国的教育与社会[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