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唐诗宋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说到唐诗，离不开李白杜甫白居易。说到宋词，也忘不了柳永苏东坡辛弃疾，且都认为苏辛为“豪放”词派的代表。苏东坡更被看作是这一流派的开创者。这些评价似乎已成定论，但也有研究者提出，这“并非不易之论”，“豪放”不能概括苏词全部的内容和风格。当代苏学研究者朱靖华教授说：“统观苏轼全部词作，仅用‘豪放’二字评价其‘以诗为词’的贡献，似乎远不能概括其全部内容。”可以说“以诗为词”，是苏轼对词的最大贡献，也是这种观念和实践成就了苏词的豪放风格。但就其对词的全部贡献来说，还包括更多的内容，如扩大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的表现力和思想内容，提高了词的品味和地位。清末冯煦在《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中评论说“词家之有南、北宋，以世言也;曰姜、张，以人言也。若东坡之于北宋，稼轩之于南宋，并独树一帜，不域于世，亦与他家绝殊，世第以豪放目之，非知苏辛者也”，朱教授赞同冯煦提出的观点，但指出冯的不足：完全排斥了“以豪放目之”的提法。诚然，对苏词仅“以豪放目之”，或完全否定苏词的豪放风格，都是不全面的。
以“豪放”目苏词者，则多以苏东坡豪放词为例进行解读或作概论。西北大学薛瑞生教授在《东坡词编年笺注》中指出：“东坡词开豪放一宗，且词备众体，影响深远，享誉古今。”他首先肯定的是“东坡词开豪放一宗”。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溪集》卷六）中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这一句，既是对苏词豪放开朗风格的评价，又是对其表现方法和艺术特色的高度概括，而他的立足点是将苏词作为豪放词看待的。历代词论都少不了就词的风格进行分类，到明代有文人将词分“婉约”“豪放”两派。人们往往将柳永、秦观、周邦彦、李清照及更早的李煜、晏殊等，作为婉约派的代表词人，而说到豪放派的代表，则总少不了苏轼、辛弃疾。其实，也早有人提出了对以豪放论苏词的反对意见，认为苏词400余首（《东坡乐府》300余首，当代近30年经过一些研究者的考证，又陆续增加了近100首，使其总数达400余首，据考证黄州词就突破了100首），题材丰富，表现手法娴熟，且破旧创新，翻新出奇，但有豪放倾向的词作，却不足1/4。婉约词和其他特色的词，却占了苏词总数的大部分，又怎能仅以“豪放”论苏词呢？从苏词内容和篇幅看，其“豪放词”所占比例确实不是很大。“婉约词”的篇幅也并不少，且不少婉约词毫不逊色于柳永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外，他还有一些农村词、民间词、游戏应酬词等。那么，到底怎样评价苏词才是公允全面呢？单从数量而言，本人也赞同不以“豪放”论苏词，但对人们何以会用“豪放”概括苏词的风格特点，倒想作些探究。我想，人们之所以视苏词为豪放的代表，可能缘于这样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苏词确有豪放特色，且他创作了最有代表性的豪放词，影响太大，使其豪放倾向成主流。讲到豪放词，往往以《江城子・密州出猎》《念奴娇・赤壁怀古》为例。二是苏词题材广阔，手法创新，彻底打破了晚唐五代至宋初文人词“艳科”的泛滥，使词与诗，成为文学殿堂的双璧。三是东坡婉约词的情感和风格，与他以前的闺阁艳词，确有很大的不同。他的有些婉约词，也很有梗概气。总的看来，豪放词确与苏词密切相关，但豪放绝不是苏词全部。
为什么近千年来，人们对苏词普遍有“豪放”的印象？首先应该承认苏词确实开创了豪放的风气，引领了以辛弃疾为代表的一代词风的形成和发展。
北宋早期的词作，基本上沿袭五代风气，囿于“艳科”的樊篱之中。其内容无非是“剪红刻翠”“绣幌_筵”，其格调也都是“柔靡纤弱”“哀婉凄迷”。胡寅《题酒边词》对苏轼以前的五代北宋人“诗尊词卑”，论述说“然文章豪放之士，鲜不寄意于此者，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也”。可见，苏轼之前，文人作词，当游戏之作，不敢留下痕迹，也可见当时词的风气名声不好，与诗不能相比。词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游戏之作，文人自己也瞧不起。
苏轼致力于小词的创作是他到达杭州之后，山东密州时期填词已渐成熟，且佳作迭出，已有豪放倾向。贬黄州后，不仅词作多，且佳作多，并形成了创作高峰。叶嘉莹在《论苏轼词》中说“经历了一阶段的由尝试而开拓的创作的实践，苏轼的诗化的词遂进入了一种更纯熟的境界，而终于在贬官黄州以后，达到了他自己词作的质量的高峰”。胡寅《酒边词序》则指出：“及眉山苏氏，一洗_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王灼《碧鸡漫志》卷二云：“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叶教授所述，对苏词有两个肯定，一是诗化词，包涵了创作题材和手法。二是黄州时期，苏词达到了“质量高峰”。胡寅完全从苏词“逸怀浩气”论其高妙。这也是肯定其“豪放”词风。王灼则从苏词的历史贡献而言，评价极高，认为苏词提振了词风，扭转了词的发展方向。这也是从词的浩然正气一端而论的。
东坡先生运用手中如椽大笔，抒情言志，仅在黄州就创作了《念奴娇・赤壁怀古》《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纭返仁十首词作名篇。据考证，东坡黄州编年词总数突破100首，占其整个词作的1/4强，创造了中国词坛的辉煌。其题材、词境大大开拓，诸如人生、友谊、爱情、风物、游览等等，都进入他的词作之列。从苏词中选取几首有代表性的词作来分析，即可窥见其豪放的风格特点。
以上所举三例，是苏东坡具有豪放倾向的词的代表，但题材、内容和所抒发的感情都有所不同，更别说婉约词与豪放词相比又会有多大差别。因此，评论苏词，真的离不开他的写作背景和当时的生活境遇及思想感情，以某一个风格特征来概括其全部词作的特点是有偏颇的。
三
人们不否认苏轼开豪放词派的先河。这是他刻意追求的理想风格。他将激昂甚至略带悲凉的感情，融入到词的写作之中，写人状物以慷慨豪迈的形象和阔大雄壮的场面取胜。但苏词中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并不多，据朱靖华先生的统计，这类作品仅占苏轼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婉约词则占有绝对多的比例。一些名作如《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贺新郎》（乳燕飞华屋）都属婉约词之类。这类词感情纯正深婉，格调健康高远，既是对传统婉约词的一种继承和发展，也是对传统婉约词的突破和创新。因此，对苏轼的婉约词，仅以传统婉约词的题材和风格特点来论述，也是不对的。此外，他还有抒发“逸怀浩气”的清旷之作，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卜算子》（缺月挂疏桐）等。体现“仙才灵气”的幽隽之作，如《满庭芳・归去来兮》;描写农村风物的韶秀之作，如《浣溪沙・簌簌衣巾落枣花》等。还有诸如《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表现出词人积极乐观的进取精神;《西江月》（照野弥弥浅浪）表现词人纵情山水的生活情趣;《临江仙》（夜归临皋）表现了词人精神上的苦闷和对自由生活的渴望;《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表现词人以浩然正气迎接生活的旷达胸怀。所有这些不同类型的词作，都有苏轼创作的个性特色，都与过去词的题材和风格不同，也都体现了苏词独特的艺术价值。这进一步证明了苏词是丰富多彩的，题材多样，风格多样，不拘于某一方面。因此，不能单以豪放论苏词。
还有人评价道：苏词堂庑特大。在题材上冲破传统的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范围，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举凡送别、闲适、壮志、旅怀、风景、农村、怀古、咏物、贺寿、悼亡、嘲谑等皆可入词，达到得心应手、无适不可的境地。苏词不仅内容丰富，表现重点也有所转移。如果说以前词体多写歌楼酒馆的旖旎风情，在苏轼手中，则逐渐转化为文人言志抒怀的工具。这也就是朱靖华教授所强调的苏轼“以诗为词”对词所作的贡献。
来具体分析一下《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似花还是非花）：
似花还是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 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此词被王士祯誉为“压倒古今”的“神品”。词人咏物拟人，借杨花刻画出一位伤感幽怨的思妇形象。朱靖华在《苏轼词新释辑评》指出：“作者深挚之情，奇特之想，新奇之喻，振起全篇，上、下片遂成一体，显得超凡脱俗，笔酣墨饱，神完气足而余味无穷。这大概也正是苏词‘次韵’之所以能够压倒原作的地方。”邱俊鹏先生《苏轼〈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琐谈》云：“全篇处处写杨花，极尽变化，姿态横生，但诗人在咏杨花时，却把柳枝的柔弱，柳叶的细长，柳絮的轻盈，传说、结局，统统调动起来写人、抒情、言志。其间牵合关连，委婉曲折;反复倾吐，感慨幽深，真不愧为千古绝妙好词。”
总之，可以用况周颐的评价作个总结：“真字是词骨。情真、景真，所作必佳”（《蕙风词话》卷一）。这句话不仅可评价杨花词，也可评价苏轼其他大多数词。不论是豪放还是婉约，有了“真”字做骨干，就会立起来，有气概，给人以艺术美的享受，为人所爱所赞，因而流传千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