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综观训诂学史，在清乾嘉前，占主导地位的是“因形求义”的形训，而至清干嘉时期，“因声求义”为作训诂的一个方法，比之“因形求义”更为重要，往往成为探求和贯通语义的根本途径。
关键词：清人;训诂;因声求义
“因声求义”之运用可上溯到先秦，然“因声求义”，系统化、理论化，应是在上古音韵系统完全明确以后方逐步形成的。清代是中国音韵学发展的鼎盛时期，乾嘉学派尤精音韵，因而使“因声求义”发展为科学的训诂方法。王引之《经义述闻》自序说：“训诂之旨，存乎声音。……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则涣然冰释，如以其假借之字而强为之解，则诘屈为病矣。”因此，“因声求义”往往成为探求和贯通语义的根本途径。
清初，顾炎武首先开辟了“因声求义”的坦途。戴震继起，更将音韵、训诂融会贯通，奠定了“因声求义”理论之基础。段玉裁继承戴震观点，进一步强调“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推动了“因声求义”这一理论的发展，王氏父子则更进一步强调“因声求义，不限形体”，使得这一理论走向系统化，科学化，而其他学者如朱骏声、程瑶田、阮元、郝懿行、钱绎、邵晋涵等人在此过程中则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顾炎武提出的：“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答李子德书》），才是清人“因声求义”的真正开端。顾炎武把他的理论运用于实践，在文字形音义的考证中，声音是关键，顾氏正是抓住了声音这一关键，才做出了精当的考证。
戴震继承了顾炎武的音韵、训诂之学的理论和方法，认识到声音与训诂关系，指出六类情况：“义由声出”、“声同义别”、“声义各别”、“异字异音绝不相通，而传写致讹，溷淆莫辩”、“本无其字，因讹而成字”、“字虽不讹，本无其音，讹而成音。”并看到谐声系统的重要性，指出谐声与假借的区别和联系，《答江慎修论小学书》中说：“六书之谐声、假借，并出于声。谐声依类附声，而更成字;假借依声托事，不更制字……后世求转注之说不得，并破坏谐声、假借，此震之所惑也。”
段玉裁将戴震“因声求义”主张运用于实践，使得这一学说更趋完善，他的《说文解字注》可谓是“因声求义”的典范。《说文解字注》研究范围之广，收集资料之多，可谓空前，还能从声义同源角度来探索谐声系统，这无疑是巨大进步。其次，段玉裁直接通过声训来阐明字义，包括直接以音同或音近字作注的声训。再者，段玉裁以声音贯串联绵词，他在《说文注》中，以古音为依据，正确的训释了许多联绵词，例如《说文・?部》：“旖，旗旖施也。”注曰：“许慎于旗曰旖施，于木曰旖，皆读如阿那……由此可知，以音为用，制字日多。广韵曰旖施，曰旖，……皆其俗体耳。”
王氏父子是“因声求义”集大成者。王念孙的《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王引之的《经义述闻》、《经传释词》全面阐述“因声求义”理论，并使其获得重大发展。清乾嘉以前，文字训诂研究重形不重音。王氏父子另辟蹊径，提出“声近义同”说，揭开了词汇研究的新篇章。王引之《经义述闻》说：“夫古字通用，存乎声音。今之学者，不求诸声，但求诸形，固宜其说之多谬也。”亦用此法系联同源词，具体方法是：音义结合法、右文法、声训法、音转法、综合法。同时亦考订通假字。《经义述闻・通说》中说：“许氏《说文》……往往本字见存而古本则不用本字，而用同声之字。学者改本字读之，则怡然理顺，依借字解之，则以文害辞。”同时，他们考辩联绵词，《读书杂志》总结了连语的结构特点：“凡连语之字，皆上下同义，不可分训。说者望文生义，往往穿凿而失其本旨。”王氏父子对联绵词的认识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同时运用于实践，这无疑是中国训诂史上重要贡献。
总观清人“因声求义”的理论，我们了解到“因声求义”的训诂方法在清代得到了系统的发展。但是在运用此方法时我们也需要注意运用古韵研究的成果，同时，在借助音韵学已经取得的成果来说明声音变化的路线轨迹、解释声音变化的原因时，又不能拘守已定的韵部和声类。还需注意，运用“因声求义”方法应当十分谨慎，严格区分“音近义通”和“音同义异”两种不同的情况，万不可只凭主观臆断，妄下结论。离开古代文献的语言事实来运用“因声求义”的方法，滥用假借，乱系同源，必然会违背词义在社会约定基础上的客观性，是非常危险的。
参考文献：
[1]陆宗达：《“因声求义”论》，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6）。
[2]陈亚平：《清人“因声求义”述评》，应用语言学研究，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05，（4）。
[3]（清）戴震：《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74。
[7]（清）王念孙，《读书杂志》，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5， 407。
[8]陆宗达，《“因声求义”论》，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