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象的失踪》(「象の消滅」)是村上春树于1985年8月发表在《文学界》上的短篇小说。如果从题目上看，小说的主要内容应该是描写大象失踪事件。尤其是小说的前半部分采用了侦探式小说的写法，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便更容易产生这是一篇破解大象失踪事件的侦探小说的想法。但随着阅读的深入便可以发现，小说完全脱离了预判。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单纯从侦探式小说的角度来讲，小说既没有最终破案，也没有对破案过程进行令人信服的交代。因此只要不把该短篇作为一部失败的侦探小说来看的话便可以推断出大象失踪事件仅仅是一个工具，小说要利用这一工具来说明其它问题的结论。
日本文学研究界的评论家们很轻松地便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把研究重点放到了象的身上，并很快得出了象是不符合时代、不符合时宜的东西，而所说的时宜则是指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结论。这也就是说该短篇是通过对大象失踪这一事件的叙述来完成对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批判。由于象是村上小说，尤其是前期小说中出现较为频繁的动物，且小说的题目又是《象的失踪》，因此评论家们将研究重点放到象的身上是很好理解的事情。但笔者在拙文《我与象的失踪》中指出：虽然象在此篇小说中的确代表着一种不合时宜的东西，且所说的时宜也的确是指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但仅仅围绕象这一动物进行分析或许还无法说明小说的全部内涵、在《象的失踪》这一短篇中，我其实并不仅仅充当象的失踪这一事件的叙述者。在我的内部同时存在着高效合理与不合时宜的两个我，而那个不合时宜的我与象具有共通性。拙文到此虽然结束，但上述结论至少可以说明一点:由于不合时宜的我与象具有共通性，而且象最终又从象舍消失了，因此，象或许并非如题目所显示的那样是小说的主角，真正的主角是我，小说或许是想通过大象失踪事件来表达我的某种认识或心声。所谓象是不符合时代、不符合时宜的东西，而所说的时宜则是指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结论虽然也没错，但其毕竟是以象为中心进行考察时所得出的结论。如果从我的角度考察便会发现，小说在我对大象失踪事件的叙述过程中，不仅勾画出我所认识的社会形态而且在此基础上还明确了我对其所持有的态度。
1 我与大象失踪事件
《象的失踪》是以我为叙述者讲述的故事。但正如笔者在拙文《我与象的失踪》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在《象的失踪》这一短篇中，我其实并不仅仅充当象的失踪这一事件的叙述者。这也就是说，我并非仅仅是这一事件的旁观者。事实上仔细阅读小说便可以发现，我在叙述大象失踪这一事件的过程中非常明确地表明了自己对这一事件所持有的认识。然而巧妙的是，小说并非是通过某一具体段落来对此加以说明，而是在叙述大象失踪这一事件时通过个别词语的使用不露痕迹地对此进行表述。这也就是说，读者在文本阅读的过程中，如果不对其用词进行敏感辨别的话，那么我对大象失踪所持有的看法很可能会被忽略。
大象从镇上的象舍中失踪的事，我是从报纸上知道的。(中略)我这人看报总是从第一版依序看下去，因此过了好半天才接触到关于大象失踪的报道。(中略)
大象失踪的报道登在地方版的头条。标题相当醒目：镇大象去向不明。紧接着是一行小标题：镇民人心惶惶，要求追究管理责任。还有几名警察验证无象象舍的照片。没有象的象舍总好像不大自然，空空荡荡，冷冷清清，俨然被掏空五脏六腑后干燥了的庞大动物。
上面这段是小说的开头部分，这部分描写了我如何得知大象失踪的消息。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内容在小说的原文中，除第一个与失踪对应的词使用了「消えてしまった」外，好半天才接触到关于大象失踪的报道以及大象失踪的报道登在地方版的头条中的失踪都使用了「消滅」这一表达。查阅日文词典可以发现「，消える」和「消滅」是同义词。在《日本国语大辞典(第二版)》中「，消滅」的第一个意思是以「消えてなくなること」来进行解释的。因此，仅仅阅读小说的开头部分，对这种表述的差异或许不会有异样的感觉，不过随着阅读的深入便可发现：在小说的叙述部分，每当我提及大象失踪时，与中文失踪相对应的日文表达基本上都是「消滅」一词，而同样涉及大象失踪的报纸则使用了「行方不明」，女编辑则讲出「消える」一词。这也就是说，在小说中只有我在叙述大象失踪时才使用「消滅」一词，这一表达并未出现在其他人有关大象失踪事件的叙述中。小说严格地根据使用者的不同而选择不同的近义词，这一现象似乎预示着虽然「消滅」「、消える」等词语含义相近，但其在小说中所表达的含义将会完全不同。
2 其他各方与大象失踪事件
在《象的失踪》中，我使用「消滅」一词表达自己对大象失踪事件的认识。由于在小说的叙述中，只有我使用「消滅」一词，因此可以做如下推断：一、象既不是主动逃脱或被什么人隐匿在某处也不是自然而然的消失，象是被其所处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体制这一无形力量所消灭掉的这一认识是我所独有的;二、由于其他各方在涉及大象失踪事件时并未使用「消滅」一词，因此其他各方在涉及大象失踪事件时所使用的词汇也将如「消滅」一样表示其所持有的某种认识。
《象的失踪》中除叙述者我之外还出现了以下人物或机构：媒体、镇长、警察、由于大象失踪而不放心孩子单独外出的女性、女编辑、去象舍写生的学生以及大象饲养员。从小说的内容看，学生和大象饲养员并未对大象失踪事件发表评论或看法，因此这两者与如何认识大象失踪事件这一论题无关，不在本文的考察范围内。而媒体、镇长、警察、由于大象失踪而不放心孩子单独外出的女性以及女编辑则构成本文所说的除我之外的其他各方，其原因当然在于上述人物或机构都对大象失踪事件表露了自己的看法。由于小说通过我与「消滅」的固定搭配表达出我对大象失踪事件的认识，那么涉及大象事件的其他表达「行方不明」「、消える」便也代表了其使用者对大象失踪事件所持有的态度。如果以此为标准便可将小说中的其他各方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以「行方不明」来表达象事件的媒体、镇长、警察、由于大象失踪而不放心孩子单独外出的女性;二是使用「消える」这一表达的女编辑。那么「，行方不明」和「消える」在小说中分别表达了何种含义呢?
在报道大象事件的报纸上，记者以镇大象去向不明(「行方不明」)的标题对事件进行了概括，同时在报道中对突然消失的大象使用了逃脱(「脱走」)一词。而警察和镇长则与报纸的立场一致。例如警察正以象或许被人采取锦囊妙计早有预谋地强行掠出，或使之逃脱这样的判断进行侦查，并乐观地预测：考虑到隐藏大象的困难程度，事件的解决不过是时间问题而镇长在召开记者招待会时一方面就镇政府警备措施上的疏忽进行道歉，同时又指出这(指早有预谋地将大象强行掠走笔者注)是充满恶意的、危险而且无聊的反社会行为，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这就是说，不论是以报纸为代表的媒体，还是镇长、警察，他们都认为大象要么是自行逃脱要么便是被人有意隐藏在某地。与我所认为的「消滅」不同，他们既不愿意承认大象失踪(「消滅」)这一事实，甚至没有认真设想过大象失踪(「消滅」)的可能性。虽然以上叙述似乎蕴含着我对媒体、镇长以及警察的指责，但并非所有的人都与我一样，那位由于大象失踪而不放心孩子单独外出的女性便是一个代表。因为只有当其确信大象如媒体报道般是「行方不明」或如警察所判断的那样是「脱走」了，才会显示出对孩子单独外出的担心。而如果她与我持有相同的看法，那么其担心的基础将不复存在。
3 结 语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明白，《象的失踪》这一短篇小说以对大象失踪事件所显露出的认识为坐标描写了整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态。小说把整个社会中的人群分为三类：其中，媒体、镇长、警察以及由于大象失踪而不放心孩子单独外出的女性是第一类。他们完全处于社会体制内部，对其所身处的社会毫不怀疑，他们既存在于这个社会，同时也是构成和维持其正常运转的力量。因此他们对事物的判断能力完全被社会体制所左右，从而只能看到事物的表面，根本没有探求事物实质的能力。这部分人不但无法真正理解自己所处的社会，同时对其所具有的无形的破坏力也茫然不觉。而这也就导致了其对大象失踪事件的认识只能停留在使用「行方不明」的层次。第二类人是女编辑，她与凡事都随波逐流的第一类人有所不同。女编辑并不只流于事物的表面，对社会产生的现象也试图进行自身的思考。不过由于某种原因，其思考仅仅是处在疑问的层面而没有达到弄清事物实质的程度。这部分人仅仅能够看到以大象为代表的某些事物在这个社会上消失的结果，但却无法对其消失的过程认识清楚。这就导致女编辑在对大象失踪事件的认识上到达使用「消える」的程度。而第三类人则是我。由于在我的内部同时存在着高效合理与不合时宜的两个我，因而我便具备了从社会体制外对其进行评判的能力。而此种能力不仅使我能够非常清晰地认识到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运作方式以及特征，而且还能通过现象看到事物的实质。因此，只有我才能真正了解这个社会并察觉到其所具有的无形的破坏力。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我对大象失踪事件达到了使用「消滅」的高度。
当然，正是由于存在上述认识上的差别，我对其他各方也采取了不同的态度：自觉与媒体和警察等保持距离;试图进一步与女编辑接触却最终以失败告终。《象的失踪》中所谓的大象失踪事件其实正是我观察社会形态，并判断对其采取何种态度的一个尺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