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互动情境中的新媒体用户在交换资本符号、获得情感能量的过程中，最大程度的释放其公共话语权，随之带来国家及个人秘密泄露、谣言滋生、网络诈骗等问题。故而提升新媒体特别是微博用户的媒介素养，构建一个充满理性、彼此信任的公共对话空间是构建和谐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新媒体；互动仪式链；媒介素养提升
数字化通讯技术搭建了覆盖全球的传播网络，带来了传播领域 的激烈变革。“传播学怪杰”麦克卢汉在1964年提出的“媒介即讯息”观点中，揭示了新媒体的发展并不依赖于新的传播工具的出现，而且在社交信息的流通方面，新媒体也并未全都具有更强大的功能。在其“媒介即人的延伸”观点中，麦克卢汉将媒介发展的本质总结为人类“互动本能”方式的扩展和沟通层面的科技延伸。
新的媒介技术赋予了用户更多的互动体验，网络社交平台正是基于用户共享的相同兴趣爱好和或“查询添加”或既有的朋友关系而构建起的虚拟社交圈。在这个虚拟社交圈所营造的真实互动场域中，新媒体声像合
一、沟通同时同步等特点也使人们在互动活动中的情感律动随着交流而产生的信息逐渐增殖，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类信息互动的传播需求。
任何传播符号在人类社会中承载的最本真的意义都是情感交流。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在其著作《互动仪式链》中，认为人类的互动都是一种仪式，都可以置于仪式强度连续体中的某一位置。最成功的互动仪式是一种参与者均可获得很强的关注，在创造一种共同的象征现实的同时，共同相信这一现实的交谈。在其“互动仪式链”理论中，信息的传播流动就是人们在互动仪式市场中进行资源交换，追求情感能量并不断强化群体成员身份的过程。其中，情感既是互动仪式的重要元素也是最终追求的结果。
根据“互动仪式链”理论，微博较之传统的大众传播活动，是以“自媒体”的姿态出现。在其互动仪式中，利用其关注、发表或删除、评论、私信和发起话题等基本功能发出自己的声音。由于微博信息发布没有事前把关环节，所有注册用户“汇聚一堂”完成彼此间的“影响”与“关注”相对自由，而其优势更在于擅长“制造或引发共同关注的焦点或者事件”。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双重”转型，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自媒体时代的到来，新媒体用户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其参与领域更为广泛，参与途径更为多样，参与方式更为灵活，参与内容更为多元。在社会话语场特别是在网络话语场中，形成了官方与民众彼此重叠而又互相博弈的二元话语格局。
互动情境中的新媒体用户在交换资本符号、获得情感能量的过程中，最大程度的释放其公共话语权，随之带来国家及个人秘密泄露、谣言滋生、网络诈骗等现象的泛滥，引起了包括微博用户在内的全社会的担忧。时至今日，每一个网民都无法置身事外，在话语表达的过程中都可能成为网络正能量或者是谣言的制造者、接收者和传播者，通过网络交互实现超时空的互动。当下的公共对话空间，是基于网络而形成的，它既是公众话语表达的一个重要平台，也是官方与民众话语沟通与交流的一个重要载体。提升新媒体用户，特别是微博用户的媒介素养，构建一个充满理性、彼此信任的公共对话空间是构建和谐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
提升民众的媒介素质，更在于提升用户个体的全面素质。这就需要培养公众独立意识和理性思维，增强民众对谣言的辨别力和制止谣言的自觉性。首先应加强对民众理性教育。在一定程度上，网络谣言的生成与传播反映着民众独立思考和理性判断的缺失，反映着民众理性教育的缺失。近年来，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采取了一些有效的措施，着力培养和提升民众的独立理性意识。比如南京白下区利用网络软件“TOM 猫”，创制了预防谣言传播的视频资料，揭示谣言的生成与传播机理，宣传谣言的影响与危害，在社会上引起较好反响；“科学松鼠会”等一些民间组织利用网站和微博宣传科普知识，有针对性地揭批一些谣言，帮助民众理性看待谣言，引导民众对不盲信不盲从，增强恪守网络道德、坚守文明与理性的自觉性。加强对民众理性教育，还应着眼了提高民众的文化素养和道德素养，结合实际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公民道德教育，以良好的社会公德引领民众言行，以科学的职业道德规范民众言行，以健康的家庭美德熏陶民众的言行，以高尚的个人品德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样，谣言便失去了其生成的土壤和传播的可能。
政府在加大民众媒介素养教育投入的同时，一方面应加强公共话语空间的战略谋划，重视“虚拟空间”基础研究和技术手段研发，实现以网治网，推进安全可控关键软硬件应用试点的推广，确保基础信息网络和重点信息系统安全。针对网上大量存在的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信息以及越来越多的涉网违法犯罪，尽快健全一套集搜索、预警、研判、处置于一体的技术体系，提高网上办案和数据鉴定等网上侦查技术水平。另一方面应规范网络监督管理，着力促进信息网络健康有序发展。2012年底，我国颁布了《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草案》，要求用户在办理互联网手续或者享有信息发布服务时，应提供真实身份信息，并允许有限度的网络匿名和前台匿名。近年来，各地相继出台了法规性条文，如北京市颁布了《北京市微博客发展管理若干规定》，采“前台自愿、后台实名”的方式，不仅打击了微博平台谣言和虚假信息，而且强化了微博用户的责任意识和自律意识，同时又有效保护了用户的话语权；新浪微博等网站也发布了《新浪微博社区管理规定（试行）》等一系列网络新规，对微博用户权利、行为规范及社区管理机制进行了明确的规范，这些措施有效提升了公共话语空间管理水平。
作为一种依附物，网络淫秽色情内容、谣言、诈骗信息及意见领袖滥用话语权时刻伴随着媒介生态的变迁。它一方面反映着社会发展的不完善状态，也反映着一些民众的复杂心理状态。在经济与社会“双重”转型的时代背景下，民众的价值观念更加多元，利益诉求更加多样，网络不文明现象的生成具有诸多不可预测性。从它们的制造者来看，这些人或出于某种政治企图，或出于某种利益需求，其目的在于制造一种恐怖或者不安的社会氛围；从传播者看，由于其缺乏对海量网络信息的独立思考和理性分析，加之公共话语空间的“虚拟性”，一些传播者往往具有一种盲从和侥幸心理，有意无意之中成为了网络不文明现象制造者的“帮凶”。
同时，又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既降低了信息生产及传播的门槛，也为这些网络不文明内容的生成和传播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这些都极大地增加了治理的难度。网络不文明现象止于社会制度的完善，止于政府的信息公开，止于民众素质的提升和文明道德的养成。只要不断优化公共话语空间，增强政府信息公开的及时性和透明性，提升民众理性意识和辨别能力，网络不文明甚至是违法现象便会因失去其存在的基础和条件而于不攻自破，社会环境也因此更加的和谐安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