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即将迎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前夕，仅以此文纪念那些曾经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
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我为写严老传记，在他的寓所多次访谈。
在谈到8年抗战期间许多难忘的经历，这位老科学家仍然激动不已，尽管是几十年前的往事，严老仍然记忆犹新。
1937年5月，严济慈应邀去巴黎，出席国际文化合作会议、法国物理学会理事会，以及他的老师法布里院士退休庆祝会。就是这一次，严济慈带着年轻的钱三强，把他推荐给居里夫人的女儿伊莱娜・居里（著名物理学家约里奥・居里的夫人，他俩都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做她的研究生。后来，钱三强与夫人何泽惠一起做出了很大贡献。
这是严济慈第三次赴法。到巴黎一个星期后，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爆发。国际文化合作会议有一个保护各国古代文物的议案，讨论这项议案时，严济慈走上讲台说：“各位先生，请大家注意一个现实问题。此刻，就在我们神圣的会议正在讨论保护各国文物古迹的时候，日本侵略者已扬言、威胁要轰炸北平。北平是闻名于世的千年古都，我提请世界舆论公开谴责日本侵略者这一毁灭文化的罪恶企图！”开完了几个会，严济慈打算立即回国，每天打听开往中国的船期，筹划回国的日程。当时许多法国朋友劝严济慈留下，把家眷接到法国来。他们说：“你现在回去干什么呢？”但严济慈说：“国家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不能袖手旁观。虽然不一定能够拿起刀枪，但我可以用自己的知识为国家、为抗战效力。”
一天，正在巴黎的李石曾跑来找严济慈，说是中共的一位负责人从莫斯科到巴黎来了，要会晤法国著名物理学家郎之万教授，让严济慈帮忙联系。
郎之万是严济慈当年留法时的老师，1931年曾访问中国，在北平期间是严济慈接待的。严济慈邀请郎之万在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一起工作了3个月。郎之万在法国的威望很高，与居里夫人齐名。他还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通过他可以在巴黎召开各进步团体参加的群众大会。
这位中共负责人就是前来法国宣传中国抗战的吴玉章。严济慈找到郎之万，安排他和吴玉章会面。由于郎之万的大力支持，吴玉章在巴黎多次举行的公共集会上宣传中国正在进行的抗日事业，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面目。严济慈陪同吴玉章出席这些集会，有时还替他翻译。
1937年底，严济慈动身回国，从巴黎前往马赛登船，中途经过里昂。里昂天文台台长杜费教授邀请严济慈参观天文台，请他吃饭。饭后，《里昂进步报》记者前来，杜费向记者介绍了严济慈。记者当即采访严济慈，请他就中国抗战形势发表看法。严济慈表示，中国是绝对不会灭亡的。中国人民的抗战是正义事业。不管战争持续多久，情况多么险恶，最后的胜利必将属于中国人民。严济慈还说：“作为我个人来说，我将要和四万万同胞同赴国难。我虽是一介书生，不能到前方出力，但我要和千千万万中国读书人一起，为神圣的抗战奉献绵薄之力……”
第二天，《里昂进步报》第二版刊登记者采访严济慈的报道，披露了他的抗日言论，但又误解了他的意思，消息中说他将要带多少中国留学生一道回国抗战云云。这是严济慈并没有讲过的，也不符合实际情况。
这篇报道产生的影响是严济慈始料未及的。第二天上火车时，里昂的一些中国留学生告诉严济慈，说报上有他的消息。到马赛一上船，严济慈又收到一封电报，还寄来一封信。关心严济慈的朋友提醒他，千万不能在上海登岸。同船有一个安南医生，是到法国开国际社会党会议的。他听说严济慈准备去上海，就把那天的《里昂进步报》给他看，并关切地对他说：“你不能到日本占领的中国土地去，你的家在北平也会受到监视的。”这话果然不幸言中。
严济慈临时决定在香港上岸。在香港呆了两个多月，其间由越南去了一趟昆明，决定把北平研究院物理所迁到云南。然后他又回到香港，和北平研究院李书华副院长商量南迁事宜，并托人带信给妻子张宗英，嘱她带全家南下。
严济慈后来才知道，他在北京的家，这时已受到日本人监视。他家住在安定门内永康胡同，胡同口经常有日本特务出没。张宗英一个同学的丈夫在路透社工作，她看了有关严济慈发表抗日言论的电讯，把消息告诉张宗英，说：“慕光（严济慈字慕光）不知道在外面干了什么事。”不久，即发生尚在襁褓中的小女儿，因病被日本特务暗中下毒而死的惨剧，大概是借此警告严济慈一家。当时严济慈家里有8口人：岳父母，妻子和5个孩子，公开搬家很危险。张宗英就到清华大学去找当年东南大学的老师张子高教授，回家后不动声色，连夜收拾细软。过了几天，张子高开了一辆插着英国国旗的汽车，扬言接老人孩子去郊游，将一家人送到东交民巷。然后，他们从北平到天津，辗转来到香港，再经安南到大后方的昆明。这是后话。
那么，严济慈在法国向记者的谈话，究竟有什么内容，法国报纸又是怎样报道的？由于时隔多年，我当年访问严老时也未看到原件，仅凭严老记忆讲述。
目前有50个学生生活在那里，其中10个是年轻女子，他们在大学的各个科系和学校中进行培训。现在，在这个校园中，人们情绪激动，这件事值得民众予以不断的关注与同情。
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因听到来自他们被日本入侵的国家的经常是可怕的消息而颤栗。
这几天他们接待了昔日的师兄、如今已成为国立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的严济慈先生的来访。他目前正造访于法国政府机构。
我们得以与严济慈先生交谈，下面是他向我们陈述的要点：“日本入侵一个和平的没有准备应战的国家是令人难以容忍的。我们的敌人以屠杀恐怖来强制一个一直向往文明、民主与和平的民族。他们从陆路与海路成功地突破了我国的边界，同时他们也成功地围困了我们民族的良心。 “我几个月前离开中国，国内的老百姓，特别是农民已经发动起来抵制入侵者。所有家族党派之间的竞争、争吵，都因为面对共同的敌人而平息。
“如果日本人再向中国内地进军，他们会发现他们的痛苦与惊愕远远没有结束。
“显然，面对这场长期准备的针对我们的工业战争，我们赤手空拳，但是我们的国家站起来了，组织起来了，如果那些民主大国――特别是我们一向予以好感的法国――愿意帮助我们的话，我们的敌人很快就会决定要和平了。
“但如果他们一意孤行的话，我们确信我们的人民也会支持一场持久的、竭尽全力的战争。
“但是我们所有的希望与祝愿，都是即刻到来的和平和没有名目的屠杀的终结，它使我们的大城市痛哭，使他们的创建者蒙辱。
“严济慈先生不久将启程回中国，毫无疑问，随他同行的还有一些立志要保卫他们不幸国家的学生。”
这是70多年前一位中国科学家的声音。它越过时空，跨越大洋，如今读来仍然令人激情满怀，振奋不已。
严济慈在昆明北郊的黑龙潭龙泉观安顿下来，但北平研究院的仪器、书籍，有的无法搬运，有的在逃难中丢失，物理所是搬来了，也无法做研究。而且，形势的剧变也不容许他们从事纯粹的科学实验。严酷的战争促使他们投身于战时的需要，于是他们这些文弱书生毫不犹豫地服从战争的召唤，立即以行动为祖国的神圣抗战奉献自已的全部智慧。凡是抗战需要的，他都乐于承担。当时敌机频繁空袭大后方，防空警报器的自动控制系统遂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就在这时，军政部兵工署一位署长来找严济慈，他是湖南人，曾留学德国。他提出要物理所做一批显微镜和军用无线电收发报机。附近一家中央无线电厂，也要求提供大批光学玻璃和无线电通讯用的压电水晶振荡器，供后方电台使用。严济慈听说这些项目关系到我军技术装备和千百万同胞的生命，立即接受了任务。这种石英片（即水晶）由于有固定的振动频率，可以带动所有的警报器同时鸣起防空警报；也因为有固定的振动频率，防止了各电台间的互相干扰。
严济慈在昆明招了一些中学毕业的年轻人作学徒，训练他们。他也和大家一起磨玻璃、磨镜头，制作石英振荡片。在几年时间里，他们研磨镜头，认真装配，严格检测，一共生产了1000多片稳定波频用的优质水晶振荡片，并为驻昆明的美军和驻印度的英国皇家空军研制了急需的水晶振荡片；制造了500架放大1400倍的显微镜，还有 50套缩微胶片放大显影器，300多套步兵用五角测距镜和望远镜，供我军和盟国英国驻印度军队，以及前方和后方的医院、学校使用。这是我国第一批自己制造的光学仪器，以前都要进口。更重要的是，他们因此培养了一批光学仪器和精密仪器制造骨干。抗战胜利后，这批人到了东北、西安、上海，还有10多人到了北京等地办光学研究所，并成为那里的骨干。
1943年3月，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时为剑桥大学生物化学系副教授）在北平研究院代理院长李书华陪同下，曾到黑龙潭物理所访问，在他的著作《战时中国之科学》中，介绍了严济慈在抗战期间指导物理所从事军需品制造的情形，称赞物理所“完全转向了战时的工作”。李约瑟访问了大后方的许多大学和科研机构，在接受《新华日报》记者采访时说：“中国科学家在战前最乡僻而毫无科学便利的地方，从事实验室建造与工作，表现了坚毅与英勇的决心，时时使余惊讶。”
1943年11月，严济慈因“发明磨制晶体新法对国防科学颇有贡献”，经国防科学技术策进会推荐而受到国民政府奖励。
1946年抗战胜利后，由于对抗日战争的贡献，严济慈获得国民政府颁发的三等景星勋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