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不到十岁的孩子告诉你他知道“包皮环切手术”的时候，我们必须开始正视一个问题：要如何同孩子们开口谈“性”。
皮村同心实验学校五年级教室里，课本齐刷刷翻开在第3页。一副逼真的女性生殖器官占了三分之二页，远看像一条条肉色隧道。隧道细部发射出直线，连着名词解释“大阴唇”、“阴道口”、“阴蒂”。往后翻一页讲卫生巾，用六格简笔画画出卫生巾的使用步骤。再往后翻是“自慰是正常行为”。
这所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在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皮村尽头，周五下午，小学生正在上一堂性教育课。“阴道”、“阴茎”、“月经”、“遗精”，齐声朗读从不同班级窗口传出来，不含情绪，带着小学生的拖腔拖调，像念一个个陌生的数学概念。
在这所学校，性教育课已经上到第3年。截至2017年，定期使用北京师范大学《珍爱生命》教材上性教育课的学校共14所，皆为打工子弟小学，由负责流动儿童性教育的公益组织“希希学园”安排授课。
开口说“阴茎”
两年前，小学生们第一次在课本上看到生殖器官的小幅图片。有人一脸茫然，有人蒙住眼睛大喊：“啊！我不敢看！”老师卢新晨开口讲课，居然有孩子盖上课本，捂耳朵拒绝听讲。
课本叫《珍爱生命――小学生健康教育读本》，由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编写，主编刘文利搞了近三十年儿童性教育。每学期一册新教材，出版了11册，“六年级下”仍在编写中。性教育课持续半学期，6堂课每堂40分钟，一般选在周五的固定时段，结束后是全校大扫除。
卢新晨是五年级班主任，也是性教育老师，这让他的性教育课沾了主课的光，“老师用严肃的方式讲，学生就会用自然的、学知识的态度去学。”上课前，他自己先经历了一番思想斗争。
“爸爸妈妈相亲相爱，爸爸的阴茎放入妈妈的阴道，爸爸的精子进入妈妈的子宫。”“生命的孕育”一章里，一行醒目大字，竟然还有图解。他不仅要给不满10岁的学生讲性行椤⑸殖器官、月经、遗精，还要面对学生关于性的十万个为什么。
“内容这么直白，难以启齿啊。”犹豫拖拉着不敢讲，半学期过去了，他一堂课都没上。“小时候上生物课，老师讲到生殖系统就跳过不讲，可是大家都想知道。将心比心，他们肯定也很想知道。”果然，学生开始催问他什么时候上性教育课。甚至连希希学园负责人韩雪梅也经历过“开不了口”阶段：“我们前三十多年人生，从来没有说过‘阴茎’、‘阴蒂’。突然要你开口说，还要带着那么多孩子一起说。”怎么办？“多说几次就好了。”卢老师讲“阴茎”，学生的表情就像听到“长方形”。但当他开始解释“阴茎俗称小鸡鸡”，学生们开始笑，大规模地笑，“觉得老师竟然在课堂里说这样的词”。
《珍爱生命》主编刘文利坚持让孩子对生殖器官使用正确的称呼，而不用俗称指代。她认为对一个名称的避讳，会强化对这个事物本身的误读：“当一个孩子遭受性侵害，他连什么地方被触摸都描述不清楚，如何得到有效保护？”根据教学实验，她发现“孩子能自然、大方地说出生殖器官的科学名称，年龄越小越自然”。
于是，生殖器官模型从简到繁，被画进一三五年级的课本，越往高年级模型越详细逼真。孩子们反复温习，直到说“阴茎”能像说“膝盖”那么自然。韩雪梅发现，“当每个人都在说时，这个词就没什么了。”唯一障碍是“睾丸”的“睾”不认识，一年级教材为此将整册课本全注上拼音，“告诉他字怎么念，就没问题了。”
另一间教室，志愿者老师任睿正在手绘一个澡盆。她在给学生讲解月经期间的卫生常识，“为什么不能坐浴？”后排男生煞有介事地举手抢答：“不卫生！”这是她的第六堂性教育课。
教了两年半，卢新晨对这套性教育教材的评价从“难以启齿的直白”换成了“尊重、平等、坦诚，把什么都明说，不躲躲藏藏”。
“全面的性教育”
2014年，韩雪梅从外企辞职，加入2007年成立的“新公民计划”，这是一家位于北京的公益组织，致力于解决流动儿童教育问题。工作不到一年，新闻曝出北京一所打工子弟学校老师诱奸12岁女生，以补习代数为由，3个月开房9次。涉事师生韩雪梅都认识，这刺激了她。她决定做点跟儿童性教育有关的事，让他们学会保护自己。
根据“女童保护基金”发布的数据，2016年媒体公开曝光的14岁以下性侵害儿童案例433起，与2015年相比同比增加27.35%，涉及778名受害者，年龄最小的只有两岁。
“以前看数据，只觉得是个数字，真有那么高吗？接触个案后，你才觉得：这真的是会发生的啊。”2001年，在广东顺德一个妇科门诊，韩雪梅见到一名焦虑的母亲带着念小学的女儿候诊，小学女生安静地捧着一本《优秀作文选》，等着做人工流产手术。直到现在，韩雪梅还记得这本作文书的封面，“我第一次意识到：小学生也可能怀孕，爱读书的学生也可能怀孕。”
“必须赶紧做性教育这件事，太急了。”2014年，韩雪梅做流动儿童的性教育项目，目的是让孩子免于性侵。
不久，她发现“性侵犯真的很复杂”，不是讲点生理卫生知识，告诉孩子遇到坏人勇敢说不就能解决的。一年级的孩子，站着只有课桌高，“你能教他们反抗吗？可能付出更大代价。”六年级不满14岁的女生，谈个恋爱自愿性行为，甚至不知道会导致怀孕，而对象则算强奸。“你只告诉她不能，她能听吗？”
韩雪梅决定为孩子们找一本能“解答所有问题”的性教育教材，她第一次翻开了刘文利主编的性教育教材《珍爱生命》，“太全面了”。
2008年，刘文利在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了儿童性教育课题组，开始编写一套给中国小学生的性教育教材。“我们做的性教育不是通常意义的‘性教育’，而是‘全面的性教育’，”课题组在公众号里解释道。这套教材从小学一年级开始使用，每学年两册，上册讲解性价值观，下册教授性生理知识。 “全面性教育”依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通过把“准确的、真实的、不带任何评判色彩的信息”摊开在学生面前，让他们自己形成性价值观。除了生理知识，学生还要学习对自身性别的认同，对各种性倾向的包容，对性欲望的接纳，以及处理亲密关系。
除了国际标准的性价值观，这套教材还花大量篇幅指导学生对付性侵害。书里配了大量情景插图，模拟可能出现的性侵犯场景。
课题组找了大兴区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实验这套教材。课题组培训老师讲课，观察教学进程，进行学前学后的知识检测，甚至还大规模找学生家长沟通。一年教学实验结束，对教材进行一轮修改。
一册教材在三届同一年级实验3年，教材修改三遍，该学期的书方可出版。2010年至今，这套书共出了11册，取名叫《珍爱生命》，曾被北京18所打工子弟学校当作性教育课教材使用。
“这是真正专业的教材。以往只是性知识的传递，这套书真的能体现对人格成长、对性坦然开放的态度。非常国际主流。”性学家方刚评价这套书，“是我唯一推荐的国内小学性教育教材。”
2015年，韩雪梅与北师大性教育课题组合作，流动儿童性教育项目改名叫“希希学园”，名字来自《珍爱生命》教材设计的吉祥物“希希宝”。那年，希希学园在13所打工子弟学校安排了1344课时的性教育课，由147名受过培训的本校老师和9名志愿者授课，9405名流动儿童上到了课。
早期参与性教育实验的几所学校甚至自动将性教育列入课表，设为必修课。它们已经有了一批能够胜任性教育课的老师，不再需要公益组织提供课本和教师支援。
性教育早不早？
“小学一年级开始性教育是不是太早了？”、“给三年级讲月经、遗精是不是太早了？”、“提前知道性知识会不会诱发性行为提前？”
韩雪梅常面临这样的质疑。长期跟孩子接触，韩雪梅感叹：“他们懂得太多了。”性学家方刚觉得“不算早，应该在更小的时候就普及”。而刘文利则用研究数据和《珍爱生命》教材回答，“全面性教育”就该从小开始。
1988年8月，还在北师大念生物系硕士的刘文利选择“青春期性教育”作为硕士论文课题。那一年，教委和计生委联合发出通知，性教育第一次被纳入中学教育大纲。第二年，刘文利在《生物学通报》上发表了第一篇关于性教育的论文，介绍了美国、苏联等外国性教育状况。
她的毕业论文由我国著名儿童卫生专家叶恭绍评审。叶恭绍告诉她，周恩来总理曾说：“一定要在男孩遗精前、女孩月经前，把这些知识告诉他们。”他鼓励刘文利把儿童性教育继续做下去。
接下来十几年，刘文利做了一系列国内外儿童性教育研究。
荷兰儿童4岁开始接受性教育，8岁了解生殖器官，11岁学习性取向和避孕措施。他们从小被教育性行为需要“双重保险”，使用安全套预防性传播疾病的同时，再服用避孕药防止怀孕。
没到青春期就学习避孕，荷兰青少年并没有因此变得“私生活混乱”。他们初次性行为时间甚至比欧美其他国家更晚，意外怀孕率全球最低，艾滋病感染率是美国的五分之一。
而在中国，九成父母一年里不会跟孩子聊一句跟“性”有关的话题。2007年，刘文利对中国北京、上海和西安841名青春期孩子的父母问卷调查，不到11%的家长教过儿子清洗阴茎;只有二成女生在生理期到来前，知道怎样处理初潮。
半数以上中国孩子曾问父母：“我从哪里来？”七成父母或者避而不谈，或者含糊其辞：“长大后就知道了。”而孩子一有恋爱苗头，父母们立刻如临大敌，警告他们“不许早恋”和“禁止婚前性行为”，但只有不到6%的父母跟孩子交流过性交和避孕知识。
而孩子们的性成熟年龄却在提前。根据《2015年中国女性生理健康白皮书》，00后女性平均初潮年龄在12岁，比65后提前两岁。“三年级讲青春期完全不算早。难道非得让孩子被第一次月经、遗精吓到后，才告诉他们这是什么？”韩雪梅说。
家长、学校对“性”避而不谈，并不能阻止青少年主动探索。女性首次性行为发生在16岁前的比例，00后占10.6%，远高于80后的2%和90后的4.5%;根据国家计生委科学技术研究所2013年统计，我国每年人工流产多达1300万人次，一半以上不到25岁。
性学家方刚说，合格的性教育是全面告诉孩子知识，“让他们学习做出对自己和他人负责的选择，而不是替他们决定什么是对、什么不该做。”
联合国一份报告综合全球87个性教育项目，得出结论：37%的性教育项目推迟了青少年初次性行为时间，没有一个性教育项目导致初次性行为时间提前。韩雪梅说：“要相信孩子，他知道不要做对自己有害的事。”
他们学会了吗
《珍爱生命》用插图演示了性侵犯的各种场景。受害者有男孩女孩，而在最早的版本里，施害者都是男性：路边的醉汉、泳池的坏人和表情怪异的表叔，威逼利诱，向孩子提出奇怪的要求。
教材改版时，那个要看看小军的阴茎“是不是也长大了”的表叔被换成了李阿姨。小军严词拒绝：“不行。我得回家了。”并想着“一定要告诉爸爸妈妈”。课本提醒学生：性侵施害者有男有女，可以是任何人，要随时保持警惕。教材改版时，除了修正内容，还把所有插图都换成了彩图，器官图像清晰了不少。“大家总说我们教材图像粗糙，现在跟老版比好太多了。”韩雪梅说。
除了告诉孩子如何预防性侵犯，高年级课本还讲到了受到性侵后如何保留证据、及时报案，有生理期的女孩要服用紧急避孕药。甚至还提到，如果施害者是亲人，又该向谁求助。在这一节最后，书上写道：“儿童受到性侵害，这不是儿童的错，也绝不应该由儿童承担责任。”
“万一性侵发生了，孩子不会觉得自己是天下最倒霉的小孩，课本上的人也发生过这样的事，这对孩子来说很重要。”韩雪梅说。教材还用大量篇幅讲解自慰、性幻想和性簦并着重说明“这是正常现象”，和道德无关。 2017年3月3日，一幅《珍爱生命》讲解防性侵情景的插图被断章取义，晒上了网。反面角色李阿姨正在提出非分要求，而机智拒绝的小军却被裁得不知所踪。配着家长评论：“这书这样编辑真的好吗？我都看不下去了。”随后，这张图被微博营销号转发，“李阿姨你怎么了？”网上戏谑一片。
最后，《珍爱生命》教材被校方收回。校方解释这套性教育教材由“图书漂流”流入二年级学生手中，“事先未与家长沟通，造成误会。”
说教材被回收，韩雪梅吓了一跳，“有点害怕，以为所有教材都要被回收。”她爱人甚至建议跟这个学校联系，给老师做性教育培训，再把教材发还学生上课。“这套教材是需要配上老师讲解的，我们不会让学生自己阅读。”教材需要性教育老师讲述，希希学园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培训合格的性教育老师和志愿者。
希希学园刚成立，由北师大课题组做顾问，为想开性教育课的学校提供课本、培训老师，为师资不够的学校提供志愿者。韩雪梅做了一个性教育分享会，邀请了14所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
北师大课题组的性教育实验就选在打工子弟学校。流动人口未婚先孕和感染性传播疾病的比例一直高于非流动人口，急需性教育。
老师上台讲课前，需要在北师大接受为期两天的培训和试讲。任何人都可以发邮件报名成为性教育老师，然而招募的三四十个志愿者最终录取十几人，韩雪梅常婉转建议试讲没过关的志愿者“先多旁听一下课”。开课后，希希学园工作人员抽查听课。期末，北师大出一份试题，抽两所学校的学生进行教学效果评估。
数据证明，这些性教育课是有效的。2015年，北师大性教育课题组发表论文，在满分41分的性教育测试中，三年级学生上课前得分为25.9分，上课后分数提高了5分。
三年级测试，赞同父母“离婚后可以寻找新伴侣、开始新生活”的孩子比上课前增加24%，他们开始意识到父母离婚并不是自己的错，而每个人都有权利重新追求幸福。五年级关于性侵犯的测试，意识到受侵犯后，不能“清洗身体和衣物”，而要保留证据的孩子增长了56%。韩雪梅曾经问过学生，一个四十岁的单身女性被父母逼婚，父母这么做对吗？她发现，孩子其实“更倾向自由决定人生”。
对于性教育的未来，性学家方刚“比较乐观”。2015年，方刚编写的《中学生性教育教案库》因传达“尊重同性恋”等现代性价值观，遭到山东部分家长强烈抵制，认为该教材“毒害、摧毁下一代”。而两年后，在网上戏谑“李阿姨”、学校收回《珍爱生命》教材后，多数网友表达了对性教育的支持，“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上了3年性教育课，这所学校的老师们都默认这是一件好事。3年前，班主任们都去北师大参加刘文利的性教育培训，回来教了一学期思想品德式的上册，却被下册吓住了。
3年后的每个周五，希希学园一茬茬志愿者在学校来来去去。当年参加培训的班主任里，只有卢新晨把课从三年级讲到了五年级，“其他老师也觉得性教育好，但他们还是不好意思讲”。但教室的墙上已经贴上了孩子们的画，上面用歪歪扭扭的笔迹写着“自慰是正常行为，爱情是美好的情感”，还有他们画的子宫，看上去像一朵花。
（张洋荐自《看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