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油企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而“走出去”的过程中，政治风险始终如影随形。就海外资源开发而言，当前最重要的莫过于选择适当的参与时机、形式、环节及东道国，从源头上降低政治性风险的概率。
政治性风险不可小觑我国油企在海外开发中面临的政治性风险特点为：传统战争风险与和平环境中的政治暴力风险并重；公开、直接的征收风险总体降低，蚕食式征用风险日益突出；汇兑限制风险总体大幅度降低，但部分金融危机高发国转移风险仍然较高；与此同时，第三国干预风险等新型政治性风险极为严重。■文/梅新育为了保证获得稳固的能源进口供给并规避油价风险，乃至分享其价格长期上涨的收益，我国能源行业积极对外投资，以实现收入多元化、分散经营风险、维持能源行业就业等目标。
国际石油界知名人士有“石油业只有10%是经济，90%是政治”之说。相应地，政治性风险在石油天然气企业面对的风险中所占分量相当突出，对于跨国经营的石油天然气企业尤其如此。
在可预见的未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将出现较大幅度增长，包括能源在内的资源开发仍将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领域，也正是进口和对外直接投资庞大且不断增长的需求决定了应对海外能源开发政治性风险的重要意义。海外投资中的政治性风险传统上划分为战争和内乱风险（政治暴力风险）、征收风险、汇兑限制风险（转移风险）、违约风险、延迟支付风险5类，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不同产业，政治性风险有着不同的特点。
鉴于能源开发项目中东道国支付通常以所开发能源为保证，因此延迟支付风险和违约风险较低。近年来和可预见的未来，我国企业在海外能源开发中面临的政治性风险呈现以下特点：传统战争风险与和平环境中的政治暴力风险并重；公开、直接的征收风险总体降低，蚕食式征用风险日益突出，但在某些西方大国的能源开发投资存在潜在的征收风险；汇兑限制风险（转移风险）总体大幅度降低，但部分金融危机高发国转移风险仍然较高；与此同时，第三国干预风险等新型政治性风险极为严重。
传统战争与政治暴力在海外资源开发中，传统战争风险与和平环境中的政治暴力风险均极为突出。传统战争风险及其自我强化机制自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战乱频繁是一种普遍现象，因为代表财富的自然资源本身就是引发暴力争端的根源，自然资源换取的金钱又能支持武装冲突各方向外界采购武器、给养，从而将战争持久进行下去。
假如一国石油之类可替代性很低的大宗战略性资源主要蕴藏在少数民族聚居区，独占这种资源收益的动机将刺激该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分离主义思潮和行动，传统战争、内乱、恐怖行为等风险也就更难消除了。无论是在哪个国家，上述局面一旦形成，就将不断自我强化而长期持续，难以根治。
由于发达国家工业化较早而先行耗尽国内矿产资源，主要矿产输出国均属发展中国家。而一个高度依赖外向型初级产业的发展中国家出口初级产业一旦大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消除其发展自主先进制造业的可能性。
因为，在争夺资本和人才的竞争中，繁荣的出口初级产业将汲取大部分资本、人才而令其制造业部门相形见绌，初级产品出口的繁荣又将提高本币汇率，进一步打击本国制造业在开放经济中的价格竞争力（俄罗斯发生的就是这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武装冲突各方对作为国家主要财源的自然资源争夺将更为激烈，作为资源主要蕴藏地的那些少数民族聚居区独占资源收益的动机也将更加强烈，外部势力操纵起矛盾冲突来也就更加方便、高效。
我国国内分裂主义势力（特别是东突势力）的活动提高了中国石油天然气企业在海外经营中的传统战争风险。因为全世界石油天然气资源集中于穆斯林聚居区，伊斯兰教又是世界性大宗教中唯一规定信徒具有“圣战”义务者，东突分子的活动相对容易煽动和组织海外针对中国外交机构、企业和公民的暴力行动。
今年乌鲁木齐“七五暴乱”后，基地组织北非分支“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声称将攻击在阿尔及利亚工作的五万名中国工人，以及在整个西北非地区的中国国民及项目，就表明了这一点。作为国际自然资源开发领域的后来者，我国矿产企业在海外获得的资源多数处于发展中国家和偏僻地区。
这种偏僻地区往往是反政府武装和贩毒、走私等犯罪团伙活动的“乐园”。正规资源开发企业的开发活动既干扰他们的“自由”，又因修建道路等基础设施而便利政府加强管辖，财力雄厚的开发企业本身还会成为他们眼里敲诈勒索的“肥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