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课堂教学实践层面研究真语文，我认为首先应该明确教学目标。真语文的核心教学日标是什么？我将其概括为“三引导，一培养”，具体表述为：引导学生建立合理的知识结构，引导学生掌握学习（自学）方法，引导学生提高读写听说能力，为培养具有健全完美人格的学生而尽到本学科的责任。
一、引导学生建立合理的知识结构
人学习知识是要让所学的知识发挥作用。谈到知识的作用，人们自然就会想到英国哲学家培根的一句话：“知识就是力量。”其实，就培根的整体思想而言，我认为还要做下列补充：一是知识只有运用才能产生力量；二是知识的作用并不是“知识量”的作用（孔乙己知道“同”字有四样写法，还是受到了鲁迅的“隐形批评”），而是“知识结构”的作用。第二个问题，日前常被忽视。我想着重说一说。
我国东汉政论家苟悦在他的名著《申鉴》中说：“有鸟将来，张罗待之，得鸟者一日也。今为一日之罗，无时得鸟矣。”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虽然逮住鸟的是一个网眼，但支起一个网眼或者把网眼摞在一起去逮鸟，是逮不住鸟的。为什么？马克思对这个问题做了很好的同答，他说：“一个骑兵营的攻势力，和该营骑兵一个一个展开的攻势力的总和，本质上是不同的。一个步兵团的守势力，和该网步兵一个一个展开的守势力的总和，也是本质上不同的。”其本质不同在何处？其本质不同就在于个体力组织得好（请注意这七个字），就可以把个体力的局限突破，而把共体力展开。这由多数力融合（结构）而成的共体力，会产生新的力能。恩格斯在谈到拿破仑的军队时，也曾谈道：从这个军队的每一个士兵的个人条件讲，每一个士兵的条件并不是最好的，但是由于他们“整体的配合好”，因而作战力强。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两段话可知，支起的一个网眼之所以逮不住鸟，就是因为这样做只是发挥了一个网眼“个体力”的作用，而仅仅靠个体力的作用是无济于事的。
学习知识同样适用上述道理，也就是说，我们学习了知识之后，一定要把所学知识很好地组织起来。我们所学的每一个字词，如让它“单摆浮搁”，多美丽的字词也是贫弱的，必须把它们“组织（结构）”起来才有用。如“之”字有八种用法，学生把这八种用法一一学过并把它们组成一个结构（我把这种结构叫作“思维组合件”）之后，再读新文章，碰上了新语境中的“之”，学生就不用去向书中的注释或老师请教，只需用他已组成的“之”的思维组合件，去一一与新遇到的“之”对照，看新语境中的“之”属于八种用法中的哪一种，即可明了这个“之”当什么讲或怎样用。再如学习多篇好文章之后，即可组成“中心明确，内容具体，条理清楚，前后一致，首尾一贯”这样一个“五意识”的思维组合件。用这个“思维组合件”既可以指导自己如何作文，又可以指导自己阅读他人作品时看人家是怎样达到这些要求的。
上述还谈到知识结构要合理的问题。强调知识结构要合理，是因为初中与高中两个学段都仅有三年的时间，而学生在这两个三年中所学教材能涉及的内容却非常广泛，所以对教与学的内容都必须有一个合理的择取。否则，教与学如果泛滥无归，就会迷失了主要目标。前辈早就告诫我们：“天下书，老死读不可遍，博之为道将如何？日：在有要而已。”（张之洞语）引导学生建立合理的知识结构，就是使学生学习的知识“有要”；让学生“学习基本事实的东西”（列宁语），并把“那种导致深邃知识的东西筛选出来，而把许多堵塞思路并使自己偏离主要日标的东西撇开不管”（爱因斯坦语）。那么，由谁来做这几项工作呢？无他。这几项工作自然地落在了编辑教材的身上。编辑教材的人，要时刻不忘如何让学生通过学习这部教材，建立起最合理的知识结构。师生既已选定了某部教材，那就要执行教材上的教学要点，不要自己随意添加或改变教学要点。如前不久有一位教授主张用《廉颇蔺相如列传》进行“逻辑思维批判”的教学，我就很担心“建立合理知识结构意识”不强的中学教师会受到影响。据我所知，该文作为中学语文教材，教学要点中是没有“逻辑思维批判”这一项的，将其添加进去就会导致爱因斯坦所说的“偏离主要日标”的问题。又如，一位教师因为所教的课文中有一“众”字，于是就让学生再举其他用三个字组成的字。我听到这里时，替这位教师捏了一把汗：如果学生举出“三个马”“三个鹿”这些大多学生不太熟悉的字怎么办？因为这些字，教师讲也不是，不讲也不是。幸亏学生仅举出“鑫”字后，教师就结束此问，但对“鑫”字也没能给学生一个明确的交代，不了了之。再如，教师要教的新课中有“信赖”“境界”诸词，与文章的中心思想关系紧密又是学生应该掌握的，但教师引入新课不用这些词，却用与中心思想离得较远又不是学生目前必须掌握的“嚓嚓”“嗒嗒”等象声词。我认为，上述情况都与教师引导学生建立合理知识结构的意识薄弱有关。
二、引导学生掌握自学方法
引导学生掌握自学方法，这是由人形成能力的规律决定的。恩格斯说：“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造自然界而发展的。”也就是说，没有相关的实践，能力就不能得到发展。孟子也说：“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孟子・尽心》）“梓匠轮舆”这些大匠、大师，他们的能力（巧）是很强的，但是不论多么强，不能把自己的能力给人；他们能给人的，只是“规矩”。谁要想有能力，必须自己亲自去实践。真语文教学要提高学生的读、写、听、说能力。学生的读、写、听、说能力，只能是在教师的指导下（给规矩），学生亲自去读、去写、去听、去说才能获得。
与学生亲自去读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学生有没有亲自去读的实力？实事求是地同答：有。我国的文字学家，他们经过精心统计发现：汉字有常用字频繁使用的特点。能识2400个常用字，读一般读物仅有百分之一的字不识。能识3800个常用字.读一般读物则降至有下分之一的字不识。我国的小学生根据教学要求，读完六年已能识3500个字，所以他们到了中学，自己在教师讲授之前，完全有能力借助词典白读课文；如经教师指导，还完全可自己分析课文并总结出文章的中心思想。当然，他们总结出的中心思想是对是错，还待教师指正。也正是因为他们自读后有机会使自学成果得到教师的肯定与否定，他们能增长自读的经验，提高阅读能力。 知道了初中以上的学生已经具有自己阅读的实力，中学语文教师应该坚决摒弃“老师讲，学生听”“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的教学方法。因为学生不亲自去读书，光靠听讲，是“听”不出阅读能力来的。行文至此，我不禁想起先人创造的“不远之则”。何谓“不远之则”？《大戴礼・主言》说：“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寻，斯不远之则也（铺平了一个手指的宽度，就知道寸有多长；铺平了一个手的拇指尖至中指尖的长度，就知道一尺有多长；伸开两臂成一字形，就知道一寻有多长）。”也就是说，为了让人容易接受，这些长度都是根据近在眼前的事物定的，让人一看便知，此即不远之则。“一万”这个数不好表示，就把本义为蝎子的“万”拿来用它的“毒之极”代表“数之极”，另给蝎子借一个本义为“天牛幼虫”的“蝎”来表示。“老而无妻”不好表示，就把一向“独游独往”的“鳏”鱼拿来代指。其实培养能力要有相应的实践，这也是“不远之则”范围之内一看便知的事。为何你的孩子过了一岁，明知道学走路要摔跟头，你也要让孩子去走呢？还不是知道“不去走就学不会走路”吗！中学语文教师，就该横下一条心，让学生先自读获得成果之后，再给他们讲疑难、讲精妙、讲总结。“郑人买履”明摆着“能试之以足”而不试，此故事是让人引以为戒的。
学生“自学”，除可提高自学能力，还基于下列需要：
一是适应终身学习的需要。我国著名科学家钱三强说：“任何人任何时期总是以工作中的学习为主。”即便你是博士后，你也不能把工作后所需要的知识学完。为了生存，你必须及时学习工作中所需要的知识。因此，具备自学能力是十分必要的。钱老又说：“我们所培养的学生，他们不全然负有发现真理的任务，但负有学习前人发现真理的途径和方法的任务。这一点也需要学生有很强的自学能力。”
二是适应培养创造意识和探新精神的需要。要创造、要探新，最必要的前提就是摒弃依赖性，强化思维的独立性。主张学生自学，才能使他们摒弃依赖性，进行独立思考。
三是适应挖掘潜力进行学习的需要。我多次调查过：学生并不是越容易的知识越爱学。他们说：“跳一跳摘到的果子才好吃。”让学生自学正是“跳一跳”进行学习的体现。这种有一定难度的学习，正可促进人的生理、智力发展和能力培养。经验证明，你挖掘自己的潜力，就可把事情做到极致；你对自己的功能闲置不用，就会使应有的功能报废为零。例如“（李）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因复更射之，终不能复人石矣”（《史记・李将军列传》），李广为了不让老虎把自己吃掉，使出了潜在的能力以至把箭头射人石中；而当他再射，这一次不是保命，便使不出潜在能力了，因而射不入石了。这是挖掘潜力的例子。再如，从小被狼偷去抚养的孩子再还人间，他的声带还是好好的，可是怎样教他说话，他说话的功能也建立不起来，原因是：环境破坏了狼孩大脑发育过程中那些说话功能的微观结构和基因，也就是到该教他说话的时候没教他说话，耽误说话功能的发展。这是功能被闲置不用的例子。
四是适应知识更新加速的时代需要。现在知识更新加速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有一些专业人员，他们所掌握的知识很可能不过一年就落伍了，必须及时学习新知识，否则就会被辞退。这种形势也需要自学能力以紧跟时代。
三、引导学生提高读写听说能力
提高读写听说能力，是学校开设语文科的主要目的。叶圣陶先生说：“学好语文就是学好‘听’‘说’‘读’‘写’四项本领。这四项本领有连带的关系：‘听’和‘读’是一路，都为了了解别人的思想，‘说’和‘写’是一路，都为了表达思想叫别人了解。了解和表达又是互相影响的：提高了了解能力，表达本领就能加强；提高了表达能力，了解的本领就能加强。”
扩而言之，学生有了读、写、听、说这四项本领，他们还能培养和提高“正确地认识世界进而适应世界和改造世界”所必需的三种能力。一是信息能力，此能力是阅读能力以外的其他获取信息的能力，包括观察能力、查找图书资料能力、推论能力及善于倾听等；二是整理知识的能力，此能力指对所获取的意义（思想、知识、信息）经过分析综合、筛选归类进行贮存和纳人大脑进行必要记忆的能力；三是自我评价能力，此能力让人受用一生，在读书期间则指对自己的自学成果、学习过程以及学习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自觉评价的能力。
关于读、写、听、说四种能力，结合目前的情况，有一点是需要说明的，即存在着忽视阅读能力的现象。前不久一篇比较权威的文章提出，读写的本质是：读是为了写。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事实上，读、写、听、说是各自独立的四种能力。就读与写而言，“读”还是基础。因为“阅读的本质乃是获取意义”，而这获取的意义包括的内容很广，知识、思想、信息全在其内，所以阅读是非常熏要的。特别是当今这个信息时代，信息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金钱，这就更显出阅读之不可轻视。至于非要说读与写的关系，那么可以说“从读学写”，而不能说“读是为了写”。因为人在阅读文章时，是可以从中学得（到）思想，学得（到）表现方法的。所学得的思想和表现方法都可用于写文章。
四、培养学生具有健全完美的人格
培养学生具有健全完美的人格，不能只靠语文一科完成，要举所有学科之力。语文只是在知识教学中提升能力，在知识学习和能力提升中向学生渗透情感、态度和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影响，使他们养成良好的气质，铸造健全完美的人格。
简括地说，引导学生学习语文要经历两个过程：
第一个过程是由语言到思想、由形式到内容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让学生通过认字、识词、释句、析段、统篇，把握文章所表现的中心思想、作者意图和作品意蕴，从而使自己有强烈的情感体验与思考对比。譬如学习邓小平理论的文化建设部分，就认识到：我们的文化建设是自己的事，而不是古人和洋人的事；就要立足于自己的现实“向前看”，而不是完全寄托于前人“向后看”，更不是单纯地照搬和模仿别人“向外看”。这就意味着，我们要走一条自己的新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之路。这样提高认识之后，就感到豁然开朗，精神振奋。再如学习《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通过在读中领悟情感，品析意象，使自己提高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更加热爱祖国，渴望学习有成之后积极投身于祖国建设。这第一个过程，除让学生获取意义、提高思想，还在从认字到统篇的过程中，锻炼与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二个过程是南思想到语言、南内容到形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有下列几问几读：文章为了表现中心思想都采取了哪些表现方法？文章所表达的中心思想以及采取的表现方法是不是已尽善尽美？还有没有可商榷的余地？通过这几问几读，首先可从读学写，向所读的文章学习如何立意谋篇；其次，力求为文要精益求精，并发展求异思维能力、独立思考能力。譬如学习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必然要提到的是：范仲淹是创作了《岳阳楼记》这一名篇的大作家，篇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又可以说是吸引了千千万万人以此作为修身励志的名言，但是这《严先生祠堂记》中的“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长”却让李泰伯先生提出了将“先生之德”改为“先生之风”的意见。范仲淹听后立刻领悟到“德”与“风”的一字之改确是高屋建瓴的好意见。他不但点头赞许，并且还要给李泰伯下拜。那么，这“一字之改”究竟好在何处呢？第一，范仲淹以“德”指其人之操守与人格，此“德”仅属于严先生一人，而改为“风”则可以让人想到孔子所说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也就是能影响他人，扩而至于历史后代。第二，“德”之不足，还因为其抽象性；而“风”则是可感的，与文中的“云山”“江水”在景观上高度统一，可以自然景观之高大隐喻人格之高尚。南此可知，写作属于艰巨的事业，读者和作者一起研讨为何这样写而不那样写，既可使作品达到更高的水平，也可使学生登高望远，增长新见解。
马克思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总括引导学生学习语文的这两个过程，不论是由语言到思想还是由思想到语言，都离不开透过分析语言，提高学生的思想，发展学生的能力，而这提高的思想和发展的能力，则都是培养学生健全完美人格所必需的元素。语文课程要为学校培养学生具有完美的人格尽责，也正体现在这里。目前语文教学中之所以存在形式主义和喧宾夺主的现象，就是忽略了上述引导学生学习语文必须经历的两个过程。
确定真语文的核心目标不是一件小事。我提出的上述目标虽是我从事语文教学43年之所得，但毕竟还未取得“大数据”进行支持，因此希望得到更多老师的指正。
随着目标的提出，接踵而至的另一问题是如何贯彻。对此，我还设计了“三读、四环节”的动作系统。按照这个系统实践了6年，白认为有一定成效，后再成文详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