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熹平四年初为汉官到建安元年前后是曹操个人政治心理变化波动较大的时期，随着这一时期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其自身军事政治实力的增强以及割据统治区域的扩大，他的政治心理从最初的忠诚于汉室朝廷，逐渐动摇，最终在建安元年挟天子令诸侯，自此，他的政治心理最终稳定下来，借助于汉献帝天子的政治名义，实现自我的政治抱负。
[关键词]曹操；政治心理；军事实力；变化
东汉末年，皇权衰微，宦官、外戚、权臣交替干政，汉末政治黑暗，整个社会随之动荡不安，下层人民反抗起义此起彼伏。各地方州牧、刺史等实力派人物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为了维护自我利益起见，在平息农民起义和诛灭奸臣的政治斗争过程中，都极力地保存并大力扩充自己的军事实力。在皇权衰微的乱世之中，特别对于当时的统治阶级上层来讲，军事力量的大小强弱直接决定了其对“政治话语权”的掌控和政治心理的变化。反之，对“政治话语权”的掌控和政治心理的变化，也会反作用于军事实力的大小强弱变化。
一、初为汉官忠诚于汉
曹操在二十岁时凭借孝廉举为郎，初涉政坛。在他的“忠孝家风”和个人秉性影响下，初为汉官时，曹操欲在政坛有所作为，他的政治心理是忠诚于汉室朝廷。
（一）“忠孝”家风
曹操的父亲曹嵩，由于借助其父在官场的影响力，仕途较为顺利，为了保住家世的荣耀和权势，须忠心于汉室皇帝，“嵩字互高，质性敦慎，所在忠孝。”
（4）介于祖辈和父辈的家世传承，曹操自幼必然就深受“忠孝”家风的影响，以至在初入官场时能遵守忠孝节义，忠于汉室皇帝。因此，在初为汉官时，一心忠诚于汉室朝廷，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在地方上任官职，兢兢业业，努力地匡正不良的政治和社会局面，力求汉室复兴。
（二）“忠义”秉性
曹操的性格正直而又不乏权术，行侠而仗义。“太祖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
（5）环境塑造性格，曹操的家世和古代社会正统观念都对他个人性格的形成有着很大的影响，这些因素也促使着他初为汉官时建立功业，面对东汉末年政治黑暗腐败，社会动荡的不良现实状况，曹操欲匡扶当时黑暗与腐败的社会现状，无所顾忌，秉公执法。
他被复征拜议郎后，立足自身职责，恪尽职守，为人正派，不畏权贵，敢于直言进谏，这就势必会得罪一批得势权臣的利益。由于当时皇权极度衰微，政治被权臣所左右，他们所关切地只有自身和集团的利益，这样的结果导致政治斗争更加混乱社会的持续分裂动荡。曹操仍然尽全力匡正时弊，忠诚地维护东汉朝廷权威。
灵帝死后，外戚、宦官、权臣之间的斗争激化，在斗争中宦官势力遭到致命打击，外戚以何进为代表的势力也大为折损。权臣董卓入洛阳操控朝廷局势，“卓到，废帝为弘农王而立献帝，京都大乱。”
（6）他的倒行逆施引起了统治阶级内部忠孝士夫的强烈不满，曹操即为其中的代表。“卓表太祖为骁骑校尉，欲与计事。太祖乃变易姓名，间行东归。”
（7）这体现出曹操对祸乱朝纲的叛逆之臣的强烈不满和对汉室正统朝廷的忠诚，绝不为了个人的官职利益而与董卓之辈同流合污。
光和末年，黄巾农民军起义此起彼伏，逐渐动摇了汉朝的统治根基，曹操在此时的政坛小名气，官职也不断升迁。他被谋反篡逆的政治势力所看重，想要拉拢他谋划废帝事宜，“冀州刺史王芬、南阳许攸、沛国周旌等连结豪杰，谋废灵帝，立合肥侯，以告太祖，太祖拒之。”
（8）当他们将废帝事宜告诉曹操后，他果断地拒绝了。在其后的初平元年，袁绍也想废帝，另立皇帝，曹操同样拒绝了他，“袁绍与韩馥谋立幽州牧刘虞为帝，太祖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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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诸事件即可看出曹操在初为汉官时，由于受个人家世传承和个人性格以及社会政治形势的影响，他的政治心理是忠诚于汉室朝廷的。
二、忠诚政治心理的动摇变化过程
政治心理是在政治过程中自发形成的，以感性与情绪的因素为主，能极敏感地反映社会政治过程中的细微变化，并且随政治的发展而变化，它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随着社会政治形势的发展，曹操个人的军事政治经历逐渐丰富，特别是随着他个人所属的军事实力的不断增强，他个人原本忠诚的政治心理开始逐渐动摇变化。
（一）己吾起兵
董卓之乱后，曹操因忠诚于汉室朝廷，不与董贼同流合污。随即本着复兴捍卫汉室权威尊严和安定天下的目的于中平六年在陈留己吾起兵，“太祖至陈留，散家财，合义兵，将以诛卓。冬十二月，始起兵于己吾”
（10）曹操顺应社会政治形势，以“诛卓”为政治号召，开始有了属于自己的弱小军事力量“陈留孝廉卫兹以家财资太祖，使起兵，众有五千人。”
（11）
董卓之乱后，皇权极度衰微，而那些掌握地方实权的刺史、州牧、太守等纷纷顺势而动，将政治斗争的目标指向董卓，并于初平元年结成军事同盟，诛杀董卓以正天下。介于自身军事力量和地盘补给以及影响号召力等条件有限，曹操也加入这个“讨卓同盟”，“袁绍为盟主，太祖行奋武将军”
（12）。
随着董卓徙天子都长安，焚烧洛阳的汉朝宫室，在董卓军事集团的祸乱下，洛阳残破。这对当时的社会震动很大，然而由于董卓的西北兵剽悍作战勇猛，以袁绍为盟主的军事联盟集团的军队属创始之初，作战能力相对较弱。在这种董卓失去道义的情况下，该军事同盟并未抓住道义的制高点向董卓进军。各州牧、太守等，实际上是欲以讨伐董卓的战争谋求私利和自我军政实力以及地盘的扩大，他们是地方实力派，也可以说是军阀。军阀有自身特性，就是以最小的损失和代价，换取利益的最大化。他们也是立足于自身利益的考量，虽然结成同盟，谁也不愿最先出兵，使自己的军事力量遭到损失，因此一再的延误战机。 曹操虽然能站在全局的角度去分析问题，但是由于自己的军事实力弱，政治地位相对较低，号召力和影响力有限并且没有实际控制的地盘，只能仰人鼻息，故而人微言轻，在同盟中没有“发言权”。所以他客观的分析情势和好的作战方略几次都并未被众人采纳。“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合，诸君何疑？向使董卓闻山东兵起，倚王室之重，据二周之险，东向以临天下，虽以无道行之，犹足为患。今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此天亡之时也。一战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
（13）曹操独自带部属向西进发，占据成皋。在和董卓的部将徐荣遭遇后，由于以少敌多，加之无后勤补给，人生的首战以失败而告终，这次战败这对他的思想震撼较大，势必影响了他个人的政治心理的变化。
当曹操带军到酸枣时，看到的情形是十多万的军队不图进取，饮酒作乐。他再次分析战争形势，为他们提出了作战方案“诸君听吾计，使勃海引河内之众临孟津，酸枣诸将守成皋，据敖仓，塞轩辕、太谷，全制其险，使袁将军率南阳之军军丹、析，入武关，以震三辅；皆高垒深壁，勿与战，益为疑兵，示天下形势，以顺诛和，可立定也。今兵以义动，持疑而不进，失天下之望，窃为诸君耻之！”
（14）然而张邈等人仍然不听从他的合理化建议。这与他亲自带兵西进，结果惨败也有着很大的关系，在人们中的威信和号召力再次降低，他的建议更让人不敢信服，军阀们生怕自身的军事力量也遭到像曹操军队那样的损失。
（二）扬州募兵
通过两次战争动员和一次军事冒进失败对他的政治心理有了很大的冲击，他也深刻的认识到强大的军事力量对政治话语权和号召力的巨大影响。此时，曹操的政治心理还是忠诚于汉室朝廷，欲用强大的军事力量来取得天下安定。他对同盟的其他领导者也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要想成就大业，必须胸怀天下，这也是他和其他盟友政治心理的鲜明区别。
曹操为了取得军事力量的扩充，与本军事集团的亲信去扬州募兵。“太祖兵少，乃与夏侯等诣扬州募兵。刺史陈温、丹杨太守周昕与兵四千余人。”
（15）以此来提高自己的政治号召力和话语权，占有更广大的地盘，进而诛灭奸臣框扶汉室。扬州募兵后，“他未返回酸枣，而是度过黄河，赶到河内前线，直接受盟主袁绍的指挥了。”
（16）此时的曹操对其他盟友不能完全依靠，然而也不能完全离弃，毕竟自己的军事实力较弱。
曹操军事发迹时所依靠的政治号召力便是“讨诛奸臣”解救幼主于危难之中，以“义”作为政治号召力，从而有众多人响应此号召。“董卓之罪，暴于四海。吾等合大众，兴义兵，高远近莫不响应，此以义动故也。今幼主微弱，制于奸臣，未有昌邑亡国之衅，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诸君北面，我自西向。”
（17）足可见他个人的忠诚之心和心怀天下安危的宏伟抱负以及对其他愚昧图谋私利人的蔑视。
（三）济北收降整编青州兵
这虽然只是镇压农民军的胜利，袁绍以盟主的资格命曹操为东郡太守，而并非汉天子，但是在实战的过程中，这势必会极大地提高他的军事战略思维和所属军事部署的实力，也大大地提高了他的政治威信和号召力。
而曹操并未像其他军阀那样，对投降的农民起义军残酷虐待或处死，而是将其精锐战斗力筛选出，为己所用，扩充了兵力来源。“冬，受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
（23）“这支青州兵以后在曹操转战中原的统一战争中，曾起过很大的作用”
（24）曹操的军事实力大大地扩充，加之谋士们的推举谏言，“陈宫谓太祖曰：‘州今无主，而王命断绝，宫请说州中，明府寻往牧之，资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业也。’”
（25）通过他人的话语，也可窥见他的政治心理逐渐再发生变化，“从士夫阶级的利益来讲，他们想出任地方州牧、郡守，积蓄力量，形成一种割据势力，以便等待时机，进而分割汉室一统江山。”
（26）由原来忠诚于汉室朝廷，逐渐的转为开始借助自己的军事实力，谋求实现自我的政治抱负。
三、建安元年前后的政治心理
曹操由初为汉官时忠诚于汉朝廷，随着社会政治形势的发展，特别是个人军事实力、地盘的扩张，日渐羽翼丰满。最终于建安元年，将汉天子纳于自己的掌控之中，挟天子令诸侯，自建安元年后，他的政治心理也逐渐稳定下来，充分地利用汉献帝天子名义为政治工具，以此实现个人的政治抱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