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初年，几乎是在成功商和平定东方叛乱的同时，为了有效实施扩大化的空间治理，周之王臣在当时版图的核心营建新都洛邑，不仅在周人起源地的岐周(今陕西宝鸡)、都城丰镐(今西安附近的洋水两岸即宗周)与新控制的广大东方领土间建立了联系，而且确立了洛邑在新王国政治、地理格局里面的重要地位，一座具有数千年悠久历史的城市从此出现。在营建洛邑的过程中，曾发生周公测景以确定天地之中的事情。其实，这一行为是已经成熟了的古代中国人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体现。周公测景以寻找土中或地中等，保留在各种资料文献中，成为民族不灭的诗性记忆。
一、从哲学的角度理解天地之中
在当代语景，天地之中是一个耳熟能详的词汇。然而，其所指是什么?颇有不同理解。在借鉴、综合的基础上，本研究认为它是古代中国人的世界观与方法论。
由这种世界观出发，演绎出了古代中国人对身处其中的特定场域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认识与思考，搭建起了其相应的、印记在头脑里面却能够沿世传递的世界图景;从安身立命于天地之中的观察视角出发，又形成了有别于其他族群与文化的独特思维方式和认知模式。中华传统文明之不同于其他任何种类的古今中外的文明，不仅在于面相的器物等方面，更根本、最主要的是古代中国人独有的这样一套世界观与方法论。了解、研习乃至继承、发扬中华古代文明，探究古代中国精神世界的最内核部分，解码这个传承至今、生命力依然顽强的古老而年轻文明的基因，应娴熟驾驭与精准掌握天地之中这把钥匙。
具有特定内涵的天地之中观念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自然历史过程。它作为一个能够标识一种文明类型、高度概括的哲学认知，是整个华夏先民的集体智慧选择和群体认知结晶。从大量古代典籍记载、今人的研究成果，以及所揭示出来的丰富考古资料，均说明天地之中的观念在山地区、河洛流域经历了一个孕育、萌芽、发展、定型等环节接替相因的完整过程。
倘若要对这浑然一体的历史大演进作一个阶段式的划分，那么基本上能够说这一观念是在西周初年得以内涵清晰而外形完备地确立起来，而后世的各种推衍与附加，不过是细部的雕琢、粉饰或进一步精加工。在这个阶段，标志性的事件或里程碑是周公测景与营建洛邑。借助西周初年的营建洛邑这个具有重大意义、影响深远的事件，天地之中被标识在了古代中国人的世界图景的某个位置。周公测景作为寻找一个特定的政治、空间乃至文化基点的历史环节，自是不得质疑其真实性与抹煞其象征意义。
二、周公测景及相关史迹
发生在公元前11世纪的牧野之战，彻底扭转了西土小邦周与其东方宗主国大邑商之间的臣属关系。武王发在太公望、周公旦等人辅助下，率领周军以及诸侯兵，攻进商都朝歌，封王自焚身亡，商灭周兴。
然而，曾经偏处西方一隅的周人如何整合广大的东西方地区、建设一体化的王土，成了一个重大的历史任务。殷商故地不但庞大，且其在东南方向等还曾有不少附属方国。为在当时交通、通讯条件下实现有效沟通，周人需要勇气与智慧做出抉择，在更靠近东方的某个地方建设新都邑，以作为控领的前沿基地。周武王虽在商返回途中已萌生建设洛邑的设想，无奈很快身投。继位的成王年幼，辅政的周公不仅在危机时刻稳定了局势，平定了东方叛乱，继续实施分封，而且制礼作乐，建设新王国，特别是主导完成了洛邑的营建。在此过程中，周公测量日影，检验、确定洛邑是否在当时的地中。这个行为或事件或许是辅助性的，却在中华文明的演化进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尽管年代久远等，周公测景不像典籍记载营建洛邑那样纤毫毕现，但基本的事实还是有的。周公测景是为了配合或支持营建洛邑，而地点则是在阳城(今河南登封)。梳理相关史料，幽暗明灭的史事昭然若揭。
史载:(阳城)有测景台。开元十一年，诏太史监南宫说刻石表焉也理志河南。可知在唐开元十一年(723)前，阳城已建有测景台，但可能是某原因而导致该测景台湮灭了，这才有南宫说根据诏令在原地重新刻石立表之事。
其实，阳城早期的测景台可上溯到仪凤四年(679)前:仪凤四年五月，太常博士、检校太史姚玄辩奏于阳城测影台，依古法立八尺表，夏至日中，测影有尺五寸，正与古法同。团职这说明至少仪凤四年的时候，阳城就曾存在过古测景台。这个古测景台当是周公测景台。因为，阳城曾是夏都，周人自认为承因于夏，而山、河洛地区又是天地之中，周公要测景，非得在阳城进行不可。故而，郑司农云:颖阳城地为然者，颖郡阳城县是。周公度景之处，古迹犹存司徒贾公彦疏。
到了元朝，帝国疆域再次扩大，但周公测景的影响犹存。至元十三年(1276)的时候，天文学家郭守敬在周公测景台北侧建造另一个用于天文观测的建筑物即观星台。这个建筑物今天已是国家重点保护的文物。
总之，河洛、嵩山地区位处古代中国的核心区，四方围绕、拱戴，故称华夏。得地理之便，这里成为经济、文化等要素的汇集地，儒、道、释等诸家主流文化交流激荡和彼此砒砺借鉴、相互促进。而这些不同的主流文化，以各自不同的表达形式追述着周公测景以定天地之中的往事。譬如，已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有很多与之有关。
《唐嵩岳少林寺碑》曰:正气居六合之中，《会善寺戒坛记》曰:嵩高得天下之中也曰卷下，均清楚交代了嵩山的居中位置。武则天曾封禅于嵩山，投放金简，先改嵩山为神岳，封其神为天中王，后尊神岳天中王为神岳天中皇帝，天灵妃为天中皇后木纪，极大提升了嵩山的地位。
后世碑文石刻等更是对嵩山、河洛天地之中予以铭记。宋《中岳中天王庙碑》载昭昭岳神兮，镇于寰中金《重修中岳庙碑》载据天地之中央，行之正位元《中岳投龙简》载阳城天地中，坤灵奠神岳明《天中阁记》曰嵩位在地中，而天中亦在焉清康熙帝祭祀嵩山的《御祭文》说惟神环通八表，雄峙中天。
三、周公测景以定天地之中是沿承夏商对地理方位的认知
天地之中概念的形成，与古人对天、地之形状及其关系的认识有关。先秦以前，中国人形成了自己对天、地的独特感知，认为地是平的，又根据当时人的活动能力与行为半径等生命体验，断定其范围大小有限，大地有中心即地中。
周公测景以定天地之中，是该思想发展到非常成熟的阶段。夏、商甚至更早的时候，在人们对东、西、南、北、中等方位考虑的过程中，已酝酿着天地之中的认识。三代时，人们不仅主要在河洛、嵩山地区繁衍与活动，而且在思考和寻找着地中应该所在的地方。
史载: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之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这就高屋建领地指出，中华古代文明的核心区域在今晋南、豫西、豫北等。这是范围和区域较大的天地之中。河洛地区是夏商周三代建都之地，号称中华民族的摇篮，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不过，在这个核心区域里面，又是哪个具体地方或标点是天地之中呢?答案很明确，昔三代之居，皆在洛河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封禅书。五岳各据一方，惟嵩山处于中央。
夏时，王朝的中心即在嵩岳地区。史载:禹乃受舜禅，即天子之位三年丧毕，都于阳城(阳城)县故城南，昔舜禅禹，禹避商均，伯益避启，竟于此也。亦周公以土圭测日景处嵩水。司马迁对该事实也是认可的:禹辞避舜之子商均于阳城等夏木纪。考古资料证明，夏禹的都城在今河南登封告成镇的王城岗。
禹子启都阳翟(今河南禹州)。《春秋左传》曰夏启有钧台之飨，是也。杜预曰:河南阳翟县南有钧台。颖水自竭东迁阳翟县故城北，夏禹始封于此，为夏国徐广曰:河南阳城阳翟，则夏地也。
太康居斟寻。《竹书纪年》曰:太康居斟寻，弈亦居之，柴又居之洋水。斟寻之地望，邹衡先生考定在河南巩义。巩义现已发现稍柴遗址，属二里头夏文化叫。而堰师二里头考古发掘的宫殿建筑、青铜器等，说明它曾长期作为夏都。
在被小邦周攻灭前，商王朝亦认为居于王国中央，关注其东土、西土、南土、北土等。例如，殷墟下辞中已显示商人从五方方位的观念来认知其世界，将其疆域划分为五部分，王直接统治中心的王哉之地。这与商人倾向于居中的思想有关口。
总之，王者居天地之中的理念，经历了孕育、萌芽、发展。河洛地区素有中土、土中、地中之称。到了西周初年择定新都的时候，自是一个总结阶段。
《鲁颂阴宫》曰(后翟)奄有下土，攒禹之绪。今译是四海都归后翟有，继承大禹功业守。其他周代先王则世后樱，以服事虞夏，秉承这个传统而不丢。在成功商前，周人就强调自己是夏的继承者。
商中及其后，周人更以有夏自居口月。如帝钦罚之，乃评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万姓，这是说天帝降罚于商，命我有夏，得用商之天命，抚治万民。当周人最终完成了东西、南北的一体联通后，并在天地之中建立新都洛邑，便把这个扩大后的王土称为有夏、区夏，如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我求赘德，肆于时夏。
占据天地之中优越位置的夏人之地，是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大司徒。在周人看来，夏地不仅是四方广大、四至远阔的先王故国，也是生发万物的宇宙中心。据有该地，周人以替天下做主的志向开始了对疆土的经营。在这个过程中，华夏民族逐渐熔铸而成。
四、用历史主义审视天地之中与周公测景
周公测景与营建洛邑均属往事。由于自此在河洛之地出现了一座大城池，营建洛邑的真实性自然无可争议。关于周公测景，却颇有岐议。今人有一些研究，从自然科学的常识出发，认为地球作为一个球体，本无什么中心，或者任何一个点都可以是中心，寻找地中或者天地之中自是枉然;而洛阳或者嵩山地区在北回归线之北，即使在夏至，也不会出现太阳直射，旧中无影也是无稽之谈。
但是，古人为什么会把旧下无影与地中或土中联系起来呢?其实是很自然的事。那时候，人们限于生产力水平和技术手段，无法对大地实施全面而切实的测量，但开疆拓土、建立联盟等的需要，又提出了必须认识周围世界的命题。他们根据生命体认和日常生活经验，发现在不同地方，乃至同一地方的不同季节或时间节点，日影不一样。这才有舜之分命羲和奠方、测景皆随地，以及后来历代的测景。
其实，天地之中是一种古人探索人类生存最基本的自然环境天地宇宙的过程和结论。关于该认知以及所展开的诸如周公测景这样的行为，是在特定历史时期所确实存在过的古人的认识形态，既表现为主观思维，保留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中，还凝涵在诸多实体的文物、古迹里。故而，不能依据今天的知识体系来否定天地之中这一认知成果曾经的正确性乃至科学性，也不应抹煞它曾是一种客观的人类历史现象或行为。
当然，天地之中的确定，古往今来颇有争议。譬如，由于观察点的不同，不同的人群和文化会形成有别的看法。但是，从先秦起，在古代中国人的世界观不断形成与深化的过程中，天地之中作为一种观念的东西，却是长期存在过的，并作为东方古老文明最核心的构成部分而影响深远，一定程度上传承至今。
另外，地理方位本是相对而言。确定天地之中等无法离开两厢或四至、四方。三代之时，虽在不断寻找王土之中，但该地域自始有变。到了小邦周商大业完成后，河洛、嵩山地区才成为名副其实的天地之中。这片区域本是夏人活动的核心，但在夏、商西东对峙，或者商、周东西并存的时候，它的居中地位并不甚凸显。至周灭商，以夏、商旧疆与周人本土为基础的中、东、西格局，方趋于明朗，而洛邑恰好正处在中间，自是天地之中无疑。而为了强化这种认识，尚需借助于测景等手段。
从这种方位认识出发，西周初年的王臣们在择定新都上，像他们贯彻持中的政治理念一样，没有走极端和搞片面，而是在新区域遴选中心、确立新都的同时，还保留了原来的丰镐之京。这就奠定了后来王朝多都城制度的传统。因为在周人看来，虽然新都邑有利于沟通东方，方便国土治理，但周人的根基仍然在岐周与宗周，还需要并值得予以保留。居中面不丢弃根本，既坚持合理性，又彰显优良传统。
关于为什么需要用测景的行为来支持方位的神圣性，有学者指出，政治学说往往建立在当时被认为是先进的科学知识体系上等，这是正确的。这种看法，还原了依靠生活经验所观察到的自然现象，与后来人们自觉运用此现象而进行的诸如周公测景这样的社会历史活动的本来逻辑关系。
五、关于方位以及洛邑的诗性记忆
现在看来，每个发展到一定文明阶段的族群、民族都会有自己的世界观，并在该世界观的指导下形成自己独特的观察世界的一整套方法。天地之中等是中国古人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三代乃至后来相当长的时期的人们，根据当时的实践水平，认为自己所处的地方是大地中心，是溥天之下王土的中央，并以之作为观察世界的出发点，区分华夏与蛮夷、中央与四方等。天地之中、周公测景等现象或事件，是客观的历史存在，影响深远，在后世的诗文中等多有体现。
古代中国人以自己居住之地为天地的中心，其心态可以理解。其实，在今天中国的地理范围内，古时候曾有诸多族群，因此也有不同的地中。可以是陶为天下之中，也可能是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在古代巴蜀，都广之野即今天的成都一带，也被认为是天下之中。不过，古人总体上都一直认为天地之中在河洛、嵩山地区。尤其是封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秦汉形成后，更是明确地指向了河洛之地。
当然，在历史不断演进的过程中，天地之中逐渐超越了单纯的地理方位概念，又添附了许多政治内涵、人文色彩等。三代以来，似乎只有天地之中才是正统所在，不据此地，则名不正、言不顺。这种思想和认识，长期影响后世历代的都城择定，以及城市空间和建筑格局的形成。天地之中是最能体现东方古代文明的关键环节。
在中国历史上遂出现了这样的现象:虽然经济社会文化中心在宏观趋势上有一个由西向东、从北至南的移动，且王朝的都城也基本顺同方向在变化，但一般还都想方设法把都城放到天地之中。两汉之间的新莽朝就是很好例子。王莽建新代汉，虽然继续都长安，但明确告知臣下，一旦时机成熟，即土中摊阳之都，要迁都洛阳。
总之，以洛邑为中心，认定这里是地中，成了民族的话语和思维。正如南朝陈后主《洛阳道》云:建都开洛呐，中地乃城阳。
唐诗是另外一种能代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高度的载体。通过分析相关唐诗，也可以体味天地之中的存在，及旧中无影的持续影响。略举几例如下:
(1)王湾《次北固山下》: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此诗是说，虽然客游南方水乡美景，但乡情乡愿仍在洛阳。
(2)柳宗元《洛中送杨处厚入关便游蜀》:洛阳秋日正凄凄，君去西秦更向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由洛阳西去，尽管与从此东向、南向或北向出发没有两样，但却被看作是一件凄苦的事情。洛阳的中心地位由此可见。
(3)陈子昂《登蓟丘楼送贾兵曹入都》:闻君洛阳使，因子寄南音。在这首诗中，非常清楚地表明，北方边地，自不如洛阳。中心要地依然是洛阳。
(4)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此诗简单明了，是东行之人对天地之中洛阳的挂念。
唐诗宋词，诸如这样诗性的记忆，其实所在多多。通过这些柔化的表达，周公营洛、周公测景以定天地之中等为中国人、中国文化牢牢地记住了，成为民族的灵魂和历史文化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