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先生在《谈中国诗》一文中，认为中国诗较之外国诗篇幅短小，说“中国诗是文艺欣赏里的闪电战，平均不过两三分钟”，虽“简短”却“可以有悠远的意味”，使人“从‘易尽’里望见了‘无垠’”。这正如宋代诗人梅尧臣所说：“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这就告诉我们，中国古典诗歌具有强烈的暗示性。
冯友兰先生说：“富于暗示，而不是明晰得一览无遗，是一切中国艺术的理想；诗歌、绘画以及其它无不如此。”的确，在诗歌等艺术作品中，暗示与明晰是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在同一艺术作品中，二者不可得兼。中华民族的心理气质偏于内向，加之儒家主张为人处世要“温柔敦厚”，讲求内敛，要“敏于事而讷于言”，影响到诗人对外部事物的敏锐感触，所以当他们将这些感触诉诸笔端时，常常文字简约，惜墨如金。中国人的性格也是含蓄、委婉的，不喜欢直白、坦露，因而诗人习惯于使用暗示性的语言。以诗歌语言的暗示性，达成“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
在《谈中国诗》中，作者用大量篇幅分别从三个方面阐释中国诗歌具有强烈的“暗示性”这一特点。
一是将读者引入边涯，接着是深秘的静默。有时候，作者将你引诱到语言文字的穷边涯际，下面是深秘的静默。正如“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和“淡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一般。这是中国诗使用“暗示”手法的第一种表现方式，也就是在恰当的时候静默不言，欲说还休。
二是行文不了了之，引得人遥思远怅。譬如，“美人卷珠帘，深坐颦蛾眉；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和“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两首诗，这两个“不知”简直撩人心魄！此乃中国诗使用“暗示”手法的第二种表现方式，即故云“不知”，不了了之。
三是问而不答，以问为答。作者说，“中国诗用疑问语气做结束的，比我所知道的西洋任何一诗来得多，这是极耐寻味的事实”，“问而不答，以问为答，给你一个回肠荡气的没有下落，吞言咽理的没有下文”。此乃中国诗歌使用“暗示”手法的第三种表现方式，即问而不答，以问为答。
那么，我们在鉴赏古诗时应该如何分析古诗词所暗示的思想内容或感情呢？
从意象的暗示性入手
意象是主体与客体、心与物、意与象的有机融合与统一；是主观情思与客观物象相融合的产物。它是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或是借助客观物象表现出来的主观情意。在中国诗词的发展过程中，有些意象反复出现，都有相同或相近的意思，具有约定俗成的意义。读者在欣赏诗词时，通过审视诗歌中呈现的意象，调动生活经验，就能迅速把握诗歌的主旨或者思想情感，这就是我们说的意象的暗示性。
譬如，古典诗词中常以冰雪的晶莹暗示心志的忠贞、品格的高尚；月亮则暗示离愁别绪，抒发思乡之愁；蝉常暗示品行高洁；莲花既有高洁的象征，又能表达爱情；梧桐、杜鹃是凄凉悲伤的象征；鸿雁则表达了游子思乡怀亲和羁旅伤感之情。再比如松、菊、梅、竹、兰等多用来表达高洁情操，关山、杨柳、兰舟、长亭等物多用作挥写离别之苦，而南山、幽居、禅寺等则多与隐逸情怀相连……这些意象具有约定俗成的意义，它们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化入了国人的思维。掌握这些意象的含义，就能大体抓住整首诗的意境氛围、作者的思想情感甚至诗词的主旨。
从题目的暗示性入手
古人云：“题者，额也；目者，眼也。”题目是诗歌的灵魂所在，认真审视可以了解诗歌的内容主旨，猜测其思想感情，进而为下一步鉴赏打下基础。如司空曙的《喜外弟卢纶见宿》，题目中一个“喜”字，就写出了因为被贬沉沦，亲人还来探望，诗人感激而喜之情。再如柳中庸的《征人怨》，题目中的“征人”就点出了诗人刻画的人物，写的是征人戍边的生活，而“怨”字点出了情感：朝廷连年征兵、备战，老百姓苦不堪言。
从作者生平的暗示性入手
每位诗人所处的时代，他的出生阶层、自身遭遇、性格禀赋、艺术修养等都极大地影响着诗人的创作。如李白和杜甫，他们都是我国盛唐时期的伟大诗人，但是由于两人经历、生活环境、性格气质的不同，各自作品的艺术风格也迥然不同：李白诗歌豪放飘逸，多写山川秀美，杜甫诗歌沉郁顿挫，多实写现实生活。此外，陶潜的诗之所以平淡自然而又不失隽永，是因为他厌弃功名；辛弃疾的词“英雄出语多本色”，正是他爱国主义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
从注释的暗示性入手
注释是对诗歌字词句的解说，其作用是帮助我们理解作品。诗歌的注释放在篇末，看起来无关紧要，但是注释中关于作者、时代背景、题干的注释，也同样有着暗示性。诗歌鉴赏类考题一般少有注释，若有，就比较重要，鉴赏时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出现在注释中的作者往往不太为人所知，一旦注释，即为我们理解诗歌打开了另一扇门，时代背景的注释也暗示了诗歌的思想内容。
总之，中国古代诗歌虽简短但并不简单，能够在有限的文字里尽可能多地表达意味。不管是意象、题目，还是作者、注释，无不把诗人的情感精妙地暗示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