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现了一批以土地改革为题材的小说。这些小说以发动―觉醒―斗争―翻身为结构，回答“如何使农民站起来跟党走”这一中国革命的“最大问题”。这些小说将反封建话语植入传统的乡村社会，借助苦难言说唤醒农民的阶级身份意识，激起他们无比强烈的阶级仇和家国恨，并将这种仇恨转化为不可遏制的土改渴求和“暴风骤雨”式的革命力量，进而生成了以阶级平等为指向的利益机制和权力结构。然而，反封建话语与沿袭日久的乡村秩序或乡土文化凿枘不入，二者的扭结冲突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翻身叙事。
关键词：反封建话语；土改小说；翻身叙事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8）01-0090-07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是较早以土地改革为题材的小说。两部小说发表后引起了巨大反响，被同时代的评论家视为“中国反映土地改革的代表作”①，并于1951年分别获得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和三等奖。冯雪峰甚至认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一部“史诗式的作品”②。因此，这两部小说在土改小说创作中是具有典型性和示范性意义的。
一、反封建话语与乡村社会的现代性重构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分别创作于1946年和1947年。那时的中国正处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关键时期。两部小说以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小组进驻乡村开始，描写了农民在党的领导下，消除种种顾虑，与地主斗争并取得土地改革的胜利，最后纷纷加入解放军队伍的过程。丁玲曾提到，创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是要回答“中国解放战争马上就要燃烧起来的时候，如何使农民站起来跟我们走”这个“最大的问题”③。周立波在《暴风骤雨》前言中也说：“东北农村封建势力的最初垮台和农民中间的新的人物最初出现的复杂曲折的过程，就是本书的主题。”④ 显然， 土改小说的叙事主旨就是再现农民站起来跟党走的过程。
使农民站起来跟党走，这一问题不仅关系到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更关系到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这是中国革命与农民的利益诉求达成一致之处，也是土改小说的叙事内驱力：一方面，土地改革满足了农民的利益诉求，激发了农民的革命意志；另一方面，农民的革命力量也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保证。然而，进行土地改革，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必将打破乡村既有秩序。这对乡村社会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冲击，也是小说中农民产生种种顾虑的源头。因此，土改小说要书写农民革命历史，首先要解决的就是革命合法性的问题。具体来说，就是要解决如何在乡村社会植入反封建话语的问题。
《暴风骤雨》开篇描写1946年7月的一个清晨，党派来的工作组成员坐着老孙头的马车来到元茂屯的情景。元茂屯的面貌也随即展现在读者眼前。地主韩老六住的是有着黑大门楼的大院套，“这黑大门楼是个四脚落地屋脊起龙的门楼，大门用铁皮包着，上面还密密层层地钉着铁钉子。房子的周围是庄稼地和园子地。灰砖高墙的下边，是柳树障子和水濠。房子四周是四座高耸的炮楼，黑洞洞的枪眼，像妖怪的眼睛似地瞅着全屯的草屋和车道，和四围的车马及行人”。与韩家大院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穿着露肉的裤子，披着麻布片的男人和女人”居住的草房和瓦屋⑤。这是一个富有意味的细节。当元茂屯通过工作组的观察展现其面貌时，实际上已被置于反封建话语的审视之下：韩家大院“宽绰”而“威势”，不仅与全屯的草屋自动区隔开来，形成贫富分明的空间格局，同时居高临下地监控、“凝视”着全屯，对全屯居民形成无处不在的威慑力。革命所召唤的乡村社会也因此成为革命的“他者”，必须经由革命性重构，才能被纳入新的话语体系之中。
通过展现元茂屯的空间格局，小说一开始就将叙事置于反封建话语的规制之下。工作队给农民带来的不只是一场土地改革，更是一种认知世界的角度和方法，一套新的话语体系。“封建”一词在不同的语境下有着不同的涵义。本文无意于辨析“封建”一词的涵义，但对中国社会封建性质的描述却关系着这场土地改革的合法性。《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中的乡村社会显然是符合毛泽东关于封建性质的描述的。《暴风骤雨》中韩老六不仅在经济、政治上剥削压迫农民，还拥有武装力量，用来欺凌百姓，镇压革命力量，是个十足的地主恶霸。《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钱文贵虽然算不上恶霸，但他在村子里有着强大的话语权，操纵着村子里的所有事务。值得注意的是，韩老六、钱文贵并不是生来就拥有土地和财富的。他们靠勾结国民党、日本人发家，成为介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上层”与农民之间的中间势力。他们靠依附“上层”而获得压榨百姓的权势，而“上层”则通过他们对农民进行压迫盘剥。在革命期间，他们又与“上层”勾结串通进行反革命活动，迫害先进农民。韩老六、钱文贵的发家史承担着重要的叙事功能，即揭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社会结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沆瀣一气，狼狈为奸。韩老六、钱文贵的存在形象地说明了，中国社会要前进，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彻底消灭封建地主阶级，进而消灭帝国主义、资产阶级。
在反封建话语的逻辑中，翻身叙事将其自身与古典小说中的“官逼民反”结构区别开来，而具有了现代性意义。后者是农民不堪压迫起而反抗，斗争仍在既有秩序中进行。而在反封建话语体系中，土地改革是历史前进的必经环节，是一场新制度取代旧制度的革命。新制度必将打破乡村社会的原有结构，并按照先进的社会理念重构乡村社会，从而将乡村社会纳入现代历史进程之中。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曾指出，传统中国的社会关系是以亲缘为中心层层向外推及的，社会结构呈现同心圆波纹状的差序格局，“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⑥。网的大小依中心势力的厚薄而定。撕去阶级标签，两部小说中的乡村社会正是这样的一种网状结构。韩老六对内利用家族势力培植爪牙，对外则依靠兄弟、儿女甚至小老婆与国民党、日本鬼子建立关系。钱文贵同保长们称兄道弟，认识县里的人，跟日本人也有关系。八路军来了以后，钱文贵让儿子参了军，又找了个村治安员做女婿，并企图通过侄女儿笼络农会主席。以钱文贵、韩老六为中心的同心圆辐射的面积几乎覆盖了整个村子。当这一网状社会结构被纳入阶级视野中，即呈F出了“农村各个阶级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社会联系，而这种错综复杂的社会联系正是使农村的阶级关系无限复杂化的”⑦。随着土地改革的深入，复杂的社会联系被收束进二元对立式的阶级关系之中。钱文贵的女婿、治安委员张文典被归置到钱文贵的阵营之中，而爱着钱文贵侄女儿的农会主席程仁则最终坚决地站在斗争钱文贵的队伍中。这是一场农民与地主之间的斗争，隐藏于其中的，则是阶级身份意识与传统身份秩序的博弈。 身份博弈的实质是反封建话语与他者文化之间的斗争。后者在小说中具体表现为占据乡土文化主流地位的宿命论和变天思想。丁玲曾说：“我在写作的时候，围绕着一个中心思想――那就是农民的变天思想。”⑧ 小说多处写到农民在斗争来临时的退缩、疑惧和犹疑。侯忠全把分给他的地退了回去，“他说是前生欠了他们的，他要拿回来了，下世还得变牛变马。”⑨ 农会组织斗争钱文贵时，李之祥对侯忠全说：“姑爹！咱看你那个皇历使不得了，如今真的换了朝代了。”在李之祥的眼中，革命仍然只是改朝换代。侯忠全的解释则是“因果报应”：“坏人，终有坏报，因果报应是逃不脱的！”变天思想不仅阻碍着农民自觉参与革命，还是形成和纵容反革命势力的思想基础和文化温床。《暴风骤雨》第二部中郭全海被赶出农会，有人不客气地提出：“拥护张主任，请郭主任脱袍退位。”乡村社会成了反封建话语与根植于传统乡村社会中的他者文化争夺的话语场。反封建话语要建构的是现代历史观，历史是朝着进步的方向发展的，无产阶级必然取代落后的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而在传统社会格局中，空间是相对封闭的，历史时间则是循环轮回的。这一历史观的根源就是封建制度，而地主则是形成和巩固整个封建制度和他者文化的根基。小说通过揭示地主在封建制度和他者文化中的结构性地位，阐明了关于大地主“是封建宗法社会的惟一坚垒，是一切反革命势力发生的最后原因”这一论断。“坚垒”指向的是凝滞不前、封闭阴暗的时空。只有彻底摧毁处于农民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上层”之间的“坚垒”，才能让历史重回其敞亮的、流动向前的状态。
二、苦难言说与“穷人”身份政治的建构
翻身叙事将传统乡村置于他者地位并予以重构的同时，也面临着一种叙事伦理上的风险，即“把农民看成为纯粹的被解放者，好像农民是本来不革命、不斗争似的；却没有认识到农民阶级是革命的、斗争的阶级”，而党的领导也会“被写成为对于农民没有内在的历史联系的外在力量了”。⑩ 因此，如何使这场土地改革成为农民自发的运动，成为小说必须解决的问题。周立波在《暴风骤雨》的题记中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书名《暴风骤雨》即取自于此。周立波引用这段话的用意很明显，即表明这场革命是党领导的，但革命意志却是从农民内心爆发出来的。那么，如何在短时间内将为他者文化所钳制的农民意志激发出来，形成“暴风骤雨”式的革命力量呢？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唤醒农民的阶级身份意识，并激发其阶级仇、家国恨。只有这样，才能使这场革命由“发动”模式转变为党领导下的自发模式。丁玲再三表示：“我想写一部关于中国变化的小说，要写中国的变化，写农民的变化与农村的变化。”{11} 丁玲所说的变化就是农民由沉默到觉醒，由忍辱负重到与地主斗争的过程。这一过程也就是阶级身份意识被唤醒的过程。因此，在翻身叙事中，土地改革不只是一场“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平分运动，更是一场身份政治运动。
建构农民的集体记忆，或者说将农民的记忆从被遮蔽的历史深处挖掘出来，成为两部小说的主要叙事策略。那么，启动的是什么样的记忆？《暴风骤雨》中第一次“翻身大会”遭到失败，工作组全体动员“去找穷而又苦的人们交朋友”。工作队成员小王找到赵玉林“唠嗑”，并向赵玉林回忆起自己的身世：父亲是中央北满地方党的一位区委书记。5岁时，父亲和其他三百多个抗联同志一起，被日本鬼子残暴杀害。7岁时，伪满当局捕捉得更紧，一家人不得不四散逃亡。11岁时，给地主老张家放猪。13岁给老张家放马。16岁扛大活，但拿劳金时只算半拉子。这一年母亲害肺病死了。小王的身世几乎集中了那个年代穷人所遭受的所有苦难：国民党、日本帝国主义、伪满洲政府的迫害与封建地主的剥削。作为党派来的工作队成员，小王的回忆显然是具有示范性的。随着土地运动的深入，一场集体回忆运动开始了。小说总结道：“韩老六亲手整死的人命，共十七条。全屯被韩老六和他儿子韩世元强奸、霸占、玩够了又扔掉或卖掉的妇女，有四十三名”，“韩凤岐，伪满‘康德’五年在小山子，杀死了抗日联军九个干部。‘八・一五’以后，他当了国民党‘中央先遣军’胡子北部的参谋长，又是国民党元茂区的书记长和维持会长，拉起大排抵抗八路军，又打死了人民军队的一个战士。”{12} 从中不难发现，这场回忆运动调动的不只是个人记忆，还有阶级与民族的苦难历史。个人回忆不仅承担着重构个人生活史的功能，同时肩负着再现阶级、民族命运的重任。
两部小说中出现了三类农民的个人回忆。一类是张裕民、赵玉林、郭全海等先进农民。他们一接触到共产党，便主动以个人苦难记忆回应党的召唤，积极加入革命队伍。苦难使张裕民们既拥有了共同的回忆，也拥有了共同的生活愿景。第二类则是侯忠全等老一辈农民。这一辈农民在天命观的自我麻醉中丧失了回忆的能力。家破人亡的侯忠全“有好些年他躲着村上人，他把所有的劳力都花在土地上。他要在劳动之中忘记他过去的事”。个体的记忆因无法寻求呼应而空洞化、虚无化，于是，侯忠全选择了遗忘。革命唤醒了他的苦难回忆。土改胜利后，侯忠全拿着侯殿魁送来的地契，“一面揩着眼泪，一面回忆起他一生的艰苦的生活”。只有获得阶级意识之后，将自己置身于阶级框架中，侯忠全们才拥有了一个可以置入个人回忆的意义空间，才能进行有效的回忆。而另一方面，既然个体回忆承载着阶级的苦难，个体记忆的恢复也即喻示着一个阶级的觉醒。第三类则是白玉山、李毛驴等品行上有着一些缺陷的农民。他们不堪地主剥削压迫而选择了自暴自弃。在这场革命中，他们通过重构个人生活史而重@他人的尊重，也主动改正了自己的缺点。白玉山甚至成了革命的先进分子。李毛驴也重新拥有了自己的大名“李发”。从“李毛驴”到“李发”，喻示农民在革命中重获作为人的主体性地位，同时也表明农民从此拥有美好的生活愿景。显然，照亮农民苦难记忆的是反封建话语所建构的历史理性。苦难回忆的重要功能就是将个体的生活史汇入历史时间之中，从而承担起再现历史意志的使命。 新的利益机制回应了农民对平等的诉求，满足了农民的土地渴求，极大程度地激发了农民的革命意愿。而这正是农民集体意志得以形成的前提。两部小说都用整章的篇幅，以充满诗意和欢快的笔调描写农民们分浮财的欢乐场景。李宝堂替地主下了20年的果子，“他总是不爱说话，沉默地，像无所动于衷似的不断工作”，“可是今天呢，他的嗅觉像和大地一同苏醒了过来，像第一次才发现这葱郁的，茂盛的，富厚的环境，如同一个乞丐忽然发现许多金元一样，果子都发亮了，都在对他眨着眼呢”，“忽然成了爱说话的老头”{15}。长期以来，农民一直处于“地是人家的”这样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认知之中，其利益诉求也处于自我贬抑状态。现在，在反封建话语的感召之下，农民们认识到自身利益诉求的合法性、革命性，并起而为之斗争。分得土地的农民和乡村社会一起恢复生机。于是，出现了“果树园闹腾起来了”的喜人情景。李宝堂当选为斗争会的主席后表态：“咱高兴，咱是穷人的主席，咱们今天好好把那个钱文贵斗上一斗，有仇报仇，有冤申冤，有钱还钱，有命偿命。咱只有一个心眼，咱是个穷汉。”显然，作家是将李宝堂作为一个代表性农民形象进行描写的。作为老一辈农民，他经历了从漠然到觉醒，从忍辱负重到要为穷人斗争到底的心路历程。现在的李宝堂是一个有着政治参与主动权和言说能力的主体形象。小说通过李宝堂的变化说明，农民的个体利益与革命所体现的历史意志是契合一致的，历史意志高度代表着个人利益。当农民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时，集体意志便形成了。“咱只有一个心眼，咱是个穷汉”，这种独白式的表达，不仅传达了集体意志的整一性与排外性，同时也表明阶级话语权已然形成，并规约着农民的身份意识与个体情感。
李宝堂的转变形象地回答了“如何使农民站起来跟我们走”的问题。然而，当苦难言说与平等诉求纠结在一起时，必然会遭遇顾涌式的叙事困境。《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开头就以抒情的笔调写出了顾涌对土地的欲望，“每次走过这一带就说不出的羡慕，怎么自己没有这末一片好地呢？他对于土地的欲望，是无尽止的。”{16} 对于顾涌，作者显然是持同情和爱护态度的。小说强调了顾涌的苦难命运，以及勤劳致富的合法性。兄弟俩受了48年的苦，“把血汗洒在荒瘠的土地上”，“全家十六口靠着不气馁的勤苦，慢慢地有了些土地”，最后，土地比钱文贵家的还要多，还有着两个大院。在被划成经营地主时，顾涌万分不解：“像我这样的人，受了一辈子的苦，为什么也要和李子俊他们一样？我就凭地多算了地主，我的地，是凭我的血汗，凭我的命换来的呀！”小说也借程仁等人的口提出了质疑：“假如顾涌家也被斗争，那不就没有安生的日子了？”于是，翻身叙事陷入无法规避的言说困境。丁玲曾说：“我认为关于顾涌的社会阶级成分问题在小说中没有获得足够明确的解决。当然，顾涌是富裕农民，可是他自己辛勤劳动，几乎不雇工。不应忘记，这样的农民总是把个人利益放在首位的，并且害怕一切新事物的。但是仍然必须把他们与地主区分开。”{17} 顾涌的形象被撕裂了。一方面，顾涌的形象反映了农民对土地的渴求，以及通过劳动获得财富的美好愿景，而这正是这场土地改革得以发起并取得胜利的基础。而另一方面，顾涌获得财富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封建地主及富农的原罪，潜在地对阶级平等造成破坏。而他对于土地无穷尽的欲望，也必然会发展成反封建革命的阻力。
顾涌的困境最终因其主动献地而得以解决。亲家胡泰的一番话使得顾涌幡然醒悟。让顾涌主动献地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通过算账，发现献地更符合自己的利益，“地多了自己不能种，就得雇人，如今工价大，不合算。八路军来了，跑买卖好，留下车就比什么都强”；另一个则是反封建话语对个人形成的道德规训，即“不献地是不对的”。这一带有强烈独断语气的句式表明阶级话语权已然形成并产生作用。这一话语权是建立在阶级共同体所建构的身份意识和道德伦理之上的，“自己也是穷人过来的，帮穷人一手是应该的”。实际上，这也是土改小说针对落后农民常用的两种训诫方式，通过“算账”进行劝服，和通过阶级话语权进行道德规训，从而将农民的个人利益及身份意识整合进集体意志之中，文本裂隙也因此得以缝合。
四、话语冲突与叙事困境
从发动到觉醒再到斗争，翻身叙事既是农民身份政治的建立过程，也是集体意志形成的过程。它借助苦难言说将反封建话语植入乡村社会，唤醒了农民的阶级身份意识，激发了他们无比强烈的阶级仇和家国恨，并将这种仇恨转化为不可遏制的土改渴求和“暴风骤雨”式的革命力量，建构起以阶级平等为指向的意义结构和价值秩序。
然而，任何新的话语将传统社会秩序或文化视为他者而予以驱除的同时，也必然会遭遇他者的“抵抗”。形成传统乡村秩序的是以土地为中心的价值结构。实际上，顾涌式困境反映的正是以阶级平等为指向的反封建话语与以土地为中心的价值结构的裂痕，也是集体意志与农民个体利益之间的冲突。顾涌对土地的欲望反映了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的农民的集体诉求。因此，当顾涌被划为经营地主时，村子里大部分农民为顾涌担心和抱不平。在某种程度上，顾涌现在的生活就是农民们对未来的希望。在仍以家庭为基本经济单位的农村社会，土地就是r民的命根子。分地时，农民们都有自己的盘算。有的农民“想土地改革要把这地分给了他，他便算有了老本，够吃不算，把裤带系系紧，再喝两年稀的，仗着年轻力壮，也许再苦出一两亩地来，扎下了根，就不怕了”，有的农民则“心里还在盘算，怎么找评地委员说个情，好多分点地，分好地”。甚至在评地委员会成员中，也上演了一场为多分地和分好地而打架的热闹戏。尽管顾涌最终还是主动献了地，但叙事文本的裂痕却依旧无法抹消，顾涌式问题成为贯穿于土改小说乃至“十七年”农村小说的叙事困境。
干扰着翻身叙事的还有农民在斗争时所遭遇的道德困境。当反封建斗争演化为一种人对另一种人的暴力斗争，从一部分人手里拿走土地，农民们面对的便是某一个具体的人和具体的家庭，而非抽象的阶级政治形态。几千年来所形成的道德伦理观不自觉地被调动起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第四章里，顾家大姑娘学着公公的口吻发问：“翻身总得靠受苦挣钱，共人家的产，就发得起财来么？”勤劳本分是传统乡村社会所奉行的道德规约。勤劳是致富的唯一正当手段，而本分则要求个人遵守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其中就包括不拿人家的东西。“共人家的产”毋庸置疑是触犯道德禁律的。这一道德难题贯穿于整篇小说之中。李子俊逃走后，农会要派佃户去拿红契，但有些佃户不愿去拿，“有的怕事，有的是他们姓李的一家，不愿来”。佃户郭柏仁反复说：“地是人家的嘛。”当农会命令他们去李子俊家拿红契时，郭柏仁又支吾着说：“唔，人家一个娘们……”让农民们有所顾忌的是传统社会中的身份意识：族群身份、等级身份、性别身份，以及建于其上的道德规范。既是姓李的一家人，破坏亲缘关系是犯大韪的；“娘们”是弱势性别，作为“大老爷们”不可欺凌弱小；在以土地为命脉的乡村社会，“强夺”他人土地尤其为传统道德规范所不容。因此，始终横亘在农民心中的问题就是“地是人家的”。 在地主已明显处于劣势，李子俊甚至已逃离的情况下，让农民们败下阵来的显然已不再是地主的权力，而是长期以来所遵循的身份意识及道德规范，它们与宿命论、天命观思想一起，形成了乡村社会的传统威权。在遭遇传统威权的“凝视”时，阶级意识悄然隐退，占上峰的仍是传统乡村秩序。即使到小说的最后，这种传统威权仍然在与翻身话语争夺着权力空间。在“决战之三”中，三四个民兵把钱文贵押上台来，“他们反倒呆了起来，一时不知怎么样才好。有些更是被那种凶狠的眼光慑服了下去，他们又回忆着那种不堪蹂躏只有驯服的生活，他们在急风暴雨之前又踌躇起来了。他们便只有暂时的沉默”，“这情形就像两个雄鸡在打架以前一样，都比着势子，沉默愈久，钱文贵的力量便愈增长，看看他要胜利了”。“慑服”的力量来自于传统社会威权。“比着势子”的是翻身话语与传统威权，同时也是乡村社会沿袭日久的道德伦理对翻身话语合法性的挑战。“沉默”体现的则是农民在传统威权前的失语，它暴露了小说文本无法弥合的缝隙，那就是反封建话语与乡村社会根深蒂固的道德规范之间的矛盾。
作为权威话语，反封建话语是不容置疑的，它代表着历史的意志。而意志必须是单一不可分割的，不容许其他声音进入或者与其对话，否则意志本身将遭到一定程度的抽空。调动苦难言说，激发阶级仇恨于是成为规避道德难题、消除个体犹疑与顾虑的有效策略。仇恨通过苦难言说再次被点燃，“看他细皮白肉，天还没冷，就穿着件绸夹衫”，“咱要同吃人的猪狗算账到底！咱只有一条心，咱是穷人，咱跟着穷人，跟着毛主席走到头！”人们的阶级意识被调动起来。人们面对的地主不再是有着多重身份的个体生命，而是一个充满着原罪的阶级。另一策略则是对地主进行妖魔化和非人化等人格惩罚性羞辱。喝令地主跪下去并让他戴上高帽即是一种妖魔化、丑角化的身份模拟，其戏谑效果消解了“凝视”所传达的传统威权，“高的纸帽子把他丑角化了，他卑微地弯着腰，屈着腿，他已经不再有权威，他成了老百姓的俘虏，老百姓的囚犯”。给地主贴上非人化标签――“吃人的猪狗”，更使得农民们在斗争时，因其面对的是“非人”，而规避了施暴于个体时的道德难题。于是，“秩序乱成一团糟，眼看要被打坏了”。斗争会变成了一场语言及身体暴力的狂欢。
不管是身体还是语言的暴力，都是反封建话语对其他话语粗暴的拒斥。然而，如果细读就会发现，这场狂欢却已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反封建话语。两部小说的最后，都强调了党的政策是不允许打死地主的，“斗争是在政治上打垮他，要他向人民低头，还不一定要消灭他的肉体”。土地革命要消灭的是制度性存在的封建地主阶级，因此要在政治上打垮地主，以建立新的先进的社会制度，而非对地主肉体的消灭。而暴力斗争则是一种人针对另一种人的斗争，是以消灭另一种人的肉身存在为前提的。一方面，在全中国尚未解放，土地改革还只在部分地区实行的阶段，暴力斗争成为农民保障自身权益的手段。而另一方面，暴力斗争也是变天思想的表现，“老百姓总还有变天思想，不斗则已，一斗就要往死里斗，不然将来又来个报复，那时可受不了”。仔细考察会发现，斗争场面几乎是历史的重演。地主对农民施以暴力和人格惩罚性羞辱，是被苦难言说反复强化的，现在不过是施与方与遭受方换了角色。翻身叙事再次陷入变天思想的陷阱中。因此，从本质上来说，暴力斗争是传统乡村社会遗留下来的他者文化对反封建话语的篡改，并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反封建话语所建构的政治空间和价值秩序。
注释：
①②③⑦⑧⑩{11}{17} 参见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版，第292、287、140、259、141、285、141、106页。
④ 参见李华盛、胡光凡编：《周立波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252页。
⑤{12}{14} 周立波：《暴风骤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155―156、330页。
⑥ 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9页。
⑨{13}{15}{16}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7、145、209、12页。
作者简介：戚学英，华中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教授，湖北武汉，430079。
（责任编辑 刘保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