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河湟地区是内地通往青藏高原及河西走廊的咽喉要冲，北宋中期更成为宋、夏双方的争夺之地。宋神宗时期，发动熙河之役，并开始了对河湟地区的全面经营。作为边地开发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文教治理势在必行，熙宁年间（1068―1077）始在河湟地区建置少数民族蕃学。文章从完善蕃官机制、推行汉法、实现“蕃族”全面封建化和实现“汉蕃一家”4个方面分析了“蕃学”设立的必要性。
[关键词]宋神宗；河湟地区；蕃学；吐蕃；角厮
[中图分类号]K244.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7（X）（2014）03―0151―03
宋熙宁年间河湟地区设立的“蕃学”在推动汉藏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方面意义重大，学界对此多有关注，以往的论文只是对其设置起因、教材使用、考试方法等问题做过简要介绍，而对其产生的深远政治影响则缺少研究。本文旨在结合宋朝在此推行的政策对“蕃学”设立的必要性作一概括分析。
熙宁元年宋神宗继位，其“励精图治，将大有为……奋然将雪数世之耻”，迫切希望制服西夏，积极采纳王韶在《平戎策》中提出的“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湟，河湟服，则夏人有腹背受敌之忧”的战略主张，发动熙河之役，攻占“熙、河、洮、岷、叠、宕等州，幅员二千余里，斩获不顺蕃部万九千余人，招抚大小蕃族三十余万帐”，由此宋王朝开始全面控制和经理河湟，建置少数民族蕃学是其中一项重要举措。熙宁五年，王安石提出：“今以三十万之众，渐推文法，当即变其夷俗”6。熙宁六年，“熙河路经略司言，熙州西罗城已置蕃学，晓谕蕃官子弟入学”。而且从当时的河州守臣鲜于师中的奏章中可证实蕃学是由政府拨专款举办，“知河州鲜于师中乞置蕃学，教蕃族子弟，赐田十顷，岁给钱千缉，增解进士十二人。从之。”中央如此重视蕃学的设置，与当时河湟地区的局势有着密切联系。
1、完善“蕃官”机制的关键举措
仁宗景祜四年，党项元昊战胜凉州六谷部，六谷部多数部众投奔河湟g厮部。由于凉州尽归西夏所有，g厮部成为大宋牵制西夏的直接力量，而此时g厮部实力强大，中原王朝主要通过政治册封和经济援助进行笼络联合，以达到“联蕃制夏”的目的。比如明道元年仁宗授g厮为宁远大将军、爱州团练使，宝元元年，“进g厮官，使击元吴”。至神宗时期，g厮哕政权分崩离析，宋朝遂采取“以攻为守、抚战结合”的政策经管河湟，对归附的蕃族首领授汉官以期羁縻，仅熙宁五年王韶在洮、河、岷等州新附蕃族中，补职名的就有“九百三十二人”，并随着对该地区经营管理的日趋强化，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蕃官”机制，其中蕃学的作用尤为重大。熙宁五年五月，王韶建议在通远军设置蕃学，以汉法教育蕃酋子弟；熙宁六年“熙河路经略司言，熙州西罗城已置蕃学，晓谕蕃官子弟入学”。教材“乞赐国子监书”，以儒家经义为主要学习内容，聘用通蕃语的饱学之士教授，并在科举考试中对蕃官子弟给与优待，增加解额取士的人数，“贡院考试不中格，宜依特奏名人例就试”。一方面提高蕃官的知识文化水平，逐渐改造蕃族上层人士的思想理念，培养忠于宋朝统治的贵族知识分子，习用汉法，渐同汉俗，逐步实现蕃汉一体。另一方面，这也是羁縻蕃部的一种非常高深的手段：“非欲得蕃官子弟为门人，但欲与之亲狎，又平居无事时，家家如有质子在州”。
2、以“汉法制蕃”的必然要求
熙河之役后，河湟地区纳入到宋朝管理体系之中，当时，无论是土地关系、归附部落安置，还是民族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亟待解决，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也亟需一套强大高效的制度体系来治理并规范广大蕃族地区，“汉法”治蕃成为宋廷上下的共同主张。比如，对归附的众多部落“略有统制，使之渐习汉法”，而完备的蕃官管理体制也需要以法令对职名除授与承袭、迁转、赏罚、待遇乃至与汉官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严密规定。对传统的茶马互市、商品贸易、采矿坑冶等也制定了具体法规，因神宗下诏“陕西缘边的蕃族土地，准许典卖和租赁”，“蕃部贱土贵货，汉人得以货与蕃部易田，蕃人得货，两得所欲，而田畴垦，货殖通，蕃汉为一”，土地买卖炙手可热，宋朝为此颁布专门法规进行规范，并随着经济关系的日益复杂不断修订，进一步扩大了河湟开边的规模。而军队管理方面通过“蕃丁法”统一规定蕃兵的编制、年龄、数量、俸禄、赏罚、抚恤……以及蕃兵马政建设，蕃兵配合禁军在对西夏的战斗中屡立战功，并修筑边境防御工事。另外社会立法普遍实行，以保护新蕃族地区人民的生存权利和经济利益。
河湟地区历来民族成分复杂，政权更迭频繁，长期缺乏统一的文化认同，迥异的思想理念所造成的文化冲突，使得矛盾与问题层出不穷，严重影响了“汉法”的有效实施。实现“以中国法教驭之”，必须施以儒家思想文化，兴礼盛德，移风易俗，树立与“汉法”渐趋统一的价值理念，所以宋朝在此地兴设蕃学是“汉法治蕃”的必然要求。
3、河湟地区全面封建化的重要内容
神宗时期宋朝开始全面经理河湟，加速实现“封建化”：农业方面，屯、营田大面积的展开，“以山坡地招募弓箭手，每寨五指挥，以二百五十人为额，每人给地一顷，蕃官两顷，大蕃官三顷”，并采取多种形式开垦废弃农田，在青海东部地区屯垦面积约有五六千顷以上，保护农耕，兴修水利；手工业也十分发达，畜产品加工，酿酒、银铁器铸造、甲胄等兵器制造达到相当高的工艺水平；青唐城是当时东西部民族贸易的中介和商品交换的中心市场，如大中祥符元年到元府元年的九十年间，g厮向宋朝进贡39次，贡品有马金、珍珠、玉石、象牙、犏牛、乳香、银枪铁甲、铜印等等，其中数量最大的是宋朝急需的战马。宋朝对嘣厮哕每次则以相当于或超过贡品价值的钱物回赐；而且河湟地区是丝绸之路青海道的必经之地，宋景祜年间西夏控制了丝绸之路的咽喉――河西走廊，对过境的商人盘剥苛刻。“夏国将吏率十中取一，择其上品，贾人苦之。后以物美恶，杂贮毛连中，然所征亦不赀。”因此，来往于北宋和西域诸国的东西方商人商队，大多改走丝绸之路的南线即“青海道”，西域各国的商旅、贡使，自新疆诺羌入柴达木盆地，沿祁连山南麓，经青海河湟，越熙河、秦州至宋朝京师。并以青唐为大本营，组织东西方之间的贸易。与此同时，中央在政治、军事、社会风气等各个领域实行对该区域的全面“汉化”。而文教“乃王政之大端，所以成人材，厚风化皆本于此”，兴立“蕃学”是全面封建化必不可少的内容。
4、实现“汉蕃一家”需要文化认同
唐末直至宋朝，河西、陇右、河湟流域广泛分布着吐蕃诸多部落，熙河之役后，宋“斩获不顺蕃部万九千余人，招抚大小蕃族三十余万帐”。征服吐蕃各部的残酷战争，虽然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并不意味着对民族统治的成功。因此，宋王朝决定“汉法制蕃”，实行“以中国法教之”的民族政策，置州军，动甲兵，开营田，擅山泽，专障管，全面经略河湟，尤其重视在思想文化方面进行渗透教化，“今三十万之众，若能渐以文法调驭，非久遂成汉人”，在吐蕃、党项两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州、军设立蕃学，招收蕃族子弟入校学习文化，兼收一些归顺的党项族子弟。因吐蕃部落的人数占据绝对优势，蕃学归根到底即为藏族学校，教学内容以儒家经义为主，传播宋朝推崇的正统思想文化，鼓励科考入仕，使吐蕃长期以来形成的寺院垄断文化教育的现象日趋衰落，为吐蕃广泛而系统地吸收汉族文化，拓宽仕宦途径，提高本民族的文化素质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与此同时，宋朝提倡普及藏文、鼓励蕃族部落学习汉文、扶助蕃区佛教文化，并设立专门编纂蕃国文献的馆阁，整理出版有关吐蕃、党项、回鹊以及西域各国的人物、风俗、城邑、山川地理、赞普谱系、军事、官制等文献资料。蕃学的兴起，提高了今甘肃以及青海地区各民族，尤其是吐蕃各部落的知识水平，使得吐蕃及其他少数民族对宋朝产生文化心理上的广泛认同，共同的文化心理及价值观所形成的强大向心力，必将为实现“汉蕃一家”奠定深厚的思想基础。
当时，少数民族“向慕华风”，改汉姓，取汉名，穿汉服，与汉通婚，学说汉话已成风气，蕃部贵族子弟对中原文化的慕求，为蕃学的设立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而汉蕃上层人士中间所掀起的研究民族文化的热潮，也充分带动了民间参与蕃学的积极性，蕃学蔚然，成果丰硕，在当时的社会中形成了各民族间和睦相处的可喜风气。
综上所述，宋神宗时期在河湟地区兴立蕃学，首先是以北宋王朝在本地确立了稳定的统治基础为前提的。而少数民族蕃学在此大量的建立，不仅为周边的少数民族地区培养了大量的文化政治人才，同时也加快了中原文化在这些地区的传播与影响。从客观上讲，这一举措为日后中原政权在这里实行有效的统治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宋神宗时期在河湟地区设立“蕃学”的必要性应该予以充分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