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音乐性》是英国民族音乐学家、人类学家约翰布莱金的民族音乐学专著。该书是布莱金于20世纪50年代在南非德兰士瓦北部的文达人中进行田野采风工作的研究成果。布莱金在德兰士瓦的两年中，与文达人一起生活、学习，积极参加文达人的各种社会活动。通过对文达人的观察和研究，布莱金从中发现并记录了文达人普遍具有的音乐能力和音乐观。《人的音乐性》一书对世界上不同的音乐进行了重新审视，揭示了音乐究竟是什么，并对衡量人们音乐能力的测试标准提出了质疑。书中，布莱金用客观事实证实了人自身所具有的音乐特性，并通过深层次的研究，将人类在音乐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创造性行为和社会体验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通过对该著作的阅读与思考，下面笔者将从三方面阐述人自身所具有的音乐特性。
一、人人具有音乐本能
音乐是人的精神产物，它是用于表达、探讨人的精神境界的一种手段和工具。音乐是脱离物质世界、属于精神世界的。音乐活动是人类最自然、最原始的行为。人们有感于物、有动于心，便会情不自禁地歌唱起来，使情感得到宣泄，以达到身心的平衡，这是人类的自发需要。现实生活中，几乎每个人都存在着音乐的本能，尤其是感知音乐的能力，即使是唱歌跑调的人，也不代表其没有音乐本能。
《人的音乐性》解释了音乐是什么，并让人们对此有了新的认知。按照布莱金的观点，音乐是由很多音响模式、音乐体系所构成、延续并发展起来的。作曲家的每一个创作思想都是对人类共同的生活体验的体现，并不是作曲家自己凭空创造的。人们把自己一时兴起创作的音乐称为即兴创作，认为是上天赋予自己的音乐灵感。其实不然，音乐早就蕴藏在人类内心深处，音乐是人类共同的生活体验，是在一定的内外因素的启发下，被过滤并记录下来的。同时，音乐中新思想的产生也是相互联系的。布莱金认为，尽管大多数人把音乐理解为一种有秩序的音响体系，但通过他对音乐的研究、他所看到的文达人普遍具有的音乐能力和音乐观，推翻了过去人们普遍认为欧洲是世界音乐中心的论点。
《人的音乐性》对过去人的音乐能力的测试标准进行了反思。布莱金认为，分析音乐作品只看作品的结构、风格与特色等是不够的，人们不应该只分析音乐表面的功能与调性调式，而应该更确切地知道作曲家是如何成为作曲家的，并了解其进行音乐创作的动机和背景。在分析音乐作品时，人们除了思考音乐的表面信息之外，更应该探讨人类组织音响下的行为本身。否则，音乐就不能表现出最根本的意义。因此，布莱金认为，人们要对所有音乐体系和人类的音乐能力进行重新评估。
二、人的音乐特性
布莱金认为，音乐其实是人类组织起来的音响，且并不是只有少数人才具有音乐特性。《人的音乐性》阐述了人的音乐能力相对普通，存在于每个人的身上，并不是仅在社会中一部分被人们认为具有更先进文化的少数人身上。他举例说明，全世界都在提倡音乐无国界，音乐可以跨越语言的桥梁，不论是泰国歌曲还是中国歌曲，只要是欢快的歌曲都可以让人们产生愉悦，这说明人自身就有判断音乐的能力。这种能力是早就蕴藏在人体中的，说明每个人自身原本就具有音乐性，并不是只有通过学习和钻研才会有音乐性。
布莱金重新定义了人自身具有的特性音乐性，他通过长时间地与文达人生活、接触发现，文达人可以像理解语言一样理解音乐。布莱金通过几个生活细节发现，在日常生活中，文达人常用同样的词语表述社会功能和音乐的名称。他在书中写道：在文达社会中，一般按社会功能对音乐进行分类，如适合于圆圈舞的歌曲一共有两首，一首是用于放假或日常的休息歌，另一首是新成员歌，学校规定歌曲由新成员和在场的毕业生们演唱。文达人虽然用同样的词语表述社会功能与音乐名称，但是这些音乐按照区分标准的不同而富有不同的音乐性。
布莱金在《人的音乐性》中提及人的精神特性时指出，人本身就具有音乐性，音乐性就好像语言、宗教一样，是我们人类蕴藏在内心的一种精神特性。这也意味着音乐中最重要的内涵也就存在于人的内心深处。同时，布莱金指出：人类现在的音乐能力却没有像语言一样得到更多的承认和培养。
这表明：音乐性是所有人都具有的一种特性，只是没有像语言能力那样被完全开发出来。布莱金指出，如果人们能够像文达人那样自然地通过音乐进行交流，世界会更好。正如音乐史上的经典曲目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人们能够通过经典曲目取得情感上的共鸣与交流。
三、人、音乐与文化的关联
世界上有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音乐。然而，它们都是人的音乐。布莱金就是基于民族音乐学这一基本观点而写成《人的音乐性》的。在某种情境下，一首简单的民间歌曲，会比一部复杂的交响曲拥有更多的人类价值。布莱金以非洲音乐作为例证，对这种观点予以说明：如果一个非洲社区的所有成员都能够表演并且巧妙地聆听自己本土的音乐，如果我们在其社会和文化背景中分析这种没有曲谱的音乐就会发现，它们不仅可能对人类产生相同的影响，而且也存在于所谓的欧洲艺术音乐中，那么人相对普通的音乐能力就值得思考探究。
《人的音乐性》通过对文达人音乐的分析与阐述，论述了文达人的音乐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认为音乐这种艺术形式，因民族不同而代表的社会形态与文化形态也不尽相同，但是各民族的音乐同样具有价值，不分高下。
布莱金站在人类学的高度，强调人在音乐创作中的主导地位，倡导客观看待并尊重每个民族的文化艺术形式。布莱金以音乐是人类组织起来的音响的观点弱化欧洲中心论，说明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音乐亦有不同。在《人的音乐性》第二章中，布莱金将论述的重点放在社会与文化的大背景中，探讨了人、音乐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联。他认为，音乐所表达的不仅是一种音响效果，更多的是人们通过所听到的音乐，能够感受到它所反映的人类在不同社会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社会体验，这也是人类结合自身、社会与文化环境的一个认知过程。因此，布莱金认为在对某种音乐进行音乐分析时，除了分析音乐要素之外，更要对音乐以外的多种要素进行分析和解释。他认为，有些音乐的音阶调式和音程之所以比较受欢迎，有可能跟音乐背后的历史、政治、哲学等多方面的背景有关，或者这些音乐是按照音乐声学原理创作的。人类对社会中的一些看法和认知通过音乐进行表达，音乐证实了社会和文化中早已存在的内容。布莱金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举例说明了该观点：在第一次学习文达儿歌时，我把所有的词用旋律唱出来，并且认为自己的差错是出在对演唱准确性的把握上。但是后来我意识到旋律是应该有所变化的。最终，文达人才把我当做真正的文达人，并且接受了我的表演。
布莱金提到音乐与非音乐的概念。他认为，只有收集音乐与非音乐的各种信息，才有可能发现音乐中包含的真正的社会与文化内涵。只有了解更多的知识，才能认清人类具有怎样的音乐能力。笔者在此举例说明：具有世界声誉的近代英国作曲家、指挥家、钢琴家爱德华本杰明布里顿于1961年创作了《战争安魂曲》，很好地传达了作者的反战观念，通过音乐传递出人类在死亡面前的祈祷和恐惧，表达了对战争的愤怒与控诉。《战争安魂曲》吸收了古老的传统音乐素材结构框架、圣咏旋律等多种元素，并有机融合了20世纪的新音乐语言。作曲家布里顿将不同的音乐手法纯熟地糅合于作品中。在分析这部作品时，研究者需要深入收集关于作曲家、时代背景以及音乐作品本身的各种信息，才能更好地体会其真正的内涵。布莱金指出，任何一段音乐都可以有多种分析，但是相关研究者应该更具体地指出：使用音乐的方法有哪些，使用非音乐的方法有哪些，还要更加精确地说明这些方法分别是什么?为什么会使用它们?如果要对某地区的音乐进行全面细致的分析，则需要考虑到人类的各种音乐行为，涉及到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等一系列学科知识，还需要运用音乐分析的方法，而民族音乐学家的任务正是研究与音乐有关的所有方法。可以说，布莱金围绕人具有音乐性这一主题，层层递进地论述了人、音乐、文化的相互关系。
结语
布莱金的观点让笔者产生反思：大多数人从小接受的音乐教育所培养的是真正的音乐能力吗?真正的音乐能力不应该用会不会弹琴或者唱歌等标准进行衡量，而更应该探索人发自内心、原本就具有的音乐性，这就是布莱金在《人的音乐性》中所论述的观点人自身具有音乐特性。《人的音乐性》一书指出，音乐性是人类不可或缺的一种精神支撑，是人类精神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作曲家创作音乐是基于人类共同的情感体验。在了解和评判不同民族的音乐时，应该从文化与社会的广度来思考阐释，而不是孤立地看待音乐本身，应该将音乐放置于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对其来龙去脉进行精确的描述，只有这样，音乐才有意义。另外，音乐具有独特性，独特性标志着音乐生命的活力，反映了社会生活中的个别因素，也是社会生活丰富体验的结果。音乐专业人士应该具有一定的文化自觉性，自发地传承与发展本民族的优秀传统音乐，站在人类音乐学的高度，更深入地体会与感受民族音乐的博大精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