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质之性这一概念虽然不是朱熹最早使用,但是,在他的文本中保存了大量关于这一概念的讨论。就朱熹对这一概念的使用以及大量讨论来看,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第一,从朱熹对于性的概念的界定及其有关性的问题的思考角度来看,朱熹以气质来限定性,可见朱熹所要界说的性的概念以及关于性的问题的思考有需要使用气质这一表述来彰显的必要性:第二,从朱熹使用气质这一表述本身来看,朱熹能够使用气质来限定性,可见在朱熹那里气质能够充分说明他所要言说的性的概念,也能够充分表达他对于性的思考立场、观点等,或者说气质这一表述使朱熹有可能实现其关于性的概念及其相关问题的思考:第三,从朱熹关于气质之性这一概念在表述上的实现以及大量讨论来看,这也体现出朱熹哲学的某种立场或某种特质。我们关于气质之性这一概念的思考也正是基于这三个方面的考察。

性之本义是生,以往有学者为了凸显性在理学语境下的形上特征,尤为强调 ;与生的区别。其实,作为理学基本概念的形上与性的生之本义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事实上二者也无法截然分立,这里的关键在于对生的理解。这是因为,性的本义虽然是生,但是,作为性的本义的生却在不同的语境和哲学体系下获得新的诠释空间,而在意义指向等方面体现出新的变化。因此,在作为理学基本概念的性那里,始终存在这样的诠释张力:一方面,在理学语境下,即与理有着重叠的意项、内涵,从而性也突破了原先生之本义的樊篱,彰显出理学意义上的形上特征:另一方面,作为之本义的生也没有随着的升格而消失,它在将自身理学化的同时仍然规定着在意义表达、理论构建等方面的发展方向,或者说生在将自身升格为生之理的同时,也使得性在生之理的意义指向上彰显出作为理学基本概念的基本内涵和理论价值,使得性与理在意义有重叠的同时也保持着自身的独立,性,即性是生之理,而非完全等同于理。而在生之理这一意义上,气质这一表达正好可以彰显出性的内涵,朱熹也正在此意义上以气质来限定或言说性字内涵的。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朱熹以气质来限定,并不是要说有二种,也并非只是纯粹为了将性分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两种存在状态。朱熹以气质来限定性,与其说是在描述或限定性的内涵或表达,倒不如说是朱熹在规范自己关于性这一概念的具体使用。而以气质来限定性,一方面固然是因为生具有能够以气质来表达的基本内涵,即生之本义,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气质这一表达能够表现出生的生之本义。

那么气质这一表达何以能承担限定、规范之责呢?我们在这里有必要从气质这一表达本身说起。

通过以上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朱熹关于气质之性概念的讨论和使用,绝非只是对传统理学概念的简单沿袭或顺带性研究,而是根源于其理学体系的特定需要,即气质之性这一概念有利于其理学体系的构建及其理学思考的开展。在此意义上,尽管气质之性概念早在北宋张载那里就已经使用了,但是,朱熹所论之气质之性仍然是属于朱熹及其理学思想的专有概念,或者说,朱熹在其理学语境下赋予气质之性以新的诠释意义和解释语境。

事实也确实如此,在朱熹和最早使用这一概念的张载那里,对气质之性的使用有着不同的理论语境和思想诉求。概括而言,张载对于气质之性的使用和讨论更多的是在其气本论语境下进行的,气,气质是他关注的重点,也就是说,他更关注于性能否以及何以能够在气的层面或视角下被讨论,从而为他气本论语境下的关于性的研究提供某种思考视角或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