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在近代英国民族国家形成中的作用
文化的认同感在民族国家的形成中功不可没。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是一种个体被集体文化影响的感觉，是一种集体文化认同的感觉。“是一种对某种文化眷恋的情感心理并以认知形式表现出来。它包括文化内认同和文化际认同。前者表现了文化的内在凝聚力，是人们对自己属于某一文化圈的自我意识，后者表现了文化的外向渗透力，是对外来文化的认可和肯定。”
民族国家是以民族为基础的主权国家，必须具备即国家主权与民族一体性这两个重要因素。是一种以民族为载体，是享有独立主权的，以人文传统为纽带形成的政治共同体。与欧洲的封建主义国家有鲜明差别。有清 晰的疆界，不可剥夺的公民权、共同的文化传统、最高司法权等。在中世纪的欧洲，社会秩序具有两个根本特征：一是名义上存在于“大一统”基督教中的教会体系，另一个是事实上支离破碎的封建体系。恩格斯指出：“中世纪的历史只知道一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 文化是一个不断被建构的过程，近代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正式在文化的不断建构中形成的文化认同，继而再为这个认同目标不断努力。 一、宗教文化 牛津大学神学博士约翰·威克里夫的学说为英国的宗教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他的学说总结起来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基督徒所得是来自上帝，最高权力不在罗马，应在天庭。其次，信仰的唯一根据是《圣经》，是基督徒的纯粹内心感悟。最后，国王有权力限制教士的奢华生活，教士、贵族、公众都是英格兰王朝的成员。 通过一系列的宗教改革，为民众解除了精神上的困惑。这也是英国的传统的体现，它的变化都是在“传统与变革之间”实现的。民众的信仰依然存在，只是不再是向往于基督教这个大世界，而是逐渐靠拢国教，信仰存在并且忠于国家。 二、政治文化 英国是一个崇尚自由的国家，其传统文化饱含追求自由精神，人们的主人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较强。但他们也不希望社会变革扰乱他们宁静的生活、威胁到他们优越的特权地位，迫不得已时总是千方百计把变革控制在自己可接受的范围内。“但英国的历史又和其他许多国家不一样，在那些国家，斗争往往导致单方面的全胜或者全负，事情可能发生突如其来的变化，结果则造成社会的解体甚或崩溃，从而形成历史的断裂，在英国，由于种种偶然和必然的因素，斗争竟可一般以融合而告终，冲突各方既在融合中被扬弃，又在融合中被保留，结果就融合出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现象。” 16世纪初，托马斯·莫尔提出一个“理想国”的构想，通过将政治制度与社会结构联系起来，为英国人描绘了一个拥有民族意识、实现民族认同的英国民族国家的缩影。托马斯·霍布斯的《利维坦》以国家契约论来构建绝对主权学说。为英国民族国家的构建提出了理论上的重要依据。而约翰·洛克为民族国家的政治现实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实现了从理论到现实的跨越。在这一系列的思想家的强化下，进一步深化了民族国家的意义。 三、商业文化 资本主义早期，从商是没有行业规则，道德底线，不管你是什么信仰、人种，一切只为了获取最大利益。利益的最大化实现，必然要求其身后有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支撑它，在异域保护他的要求、利益和野心。并且在全国范围内需要统一的国内市场、规章制度、语言以及度量衡。这一切的实现，都有赖于王权的强大。而国王也需要他们的财富支持。 由此可知，民族国家的形成是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必定会引起的变革，而文化在这个形成过程中功不可没，有着潜移默化之功，正如一句古诗“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任何重大事件离开文化这个因由来谈原因，都会显得缺少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