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凭一个人的力量――这个人就是拿破仑――就能把整个帝国拖入武力征服和统治之中，并且从思想和肉体上对整个精英群体设卡防范，这样的看法有失偏颇。
这个男人属于18世纪，也属于法国大革命，他醉心历史、渴望终结前人的事业。显而易见的是，拿破仑在国际事务的推进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拿破仑的角色
面临决断时，拿破仑一步步摆脱了议会的约束。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他可以同时自由地从帝国的各方面属性以及帝国卓越的军事机器中受益。在执政府时期，尽管拿破仑接受他人与己辩论，甚至容忍别人修改自己的思想，尽管他能够和塔列朗合作，但到后来，当他沿着自己制定的详细却永无定数的计划前行，并且该计划的发展变化始终难以预料时，他便再也不容许有人质疑他的权力。随着事态发展，他的命令极易发生变化。
拿破仑在担任国家首脑期间，行为举止的首次转折点似乎出现在1805年的战场上。乌尔姆之战胜利后，塔列朗向他提交了一份十分重要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塔列郎建议战争就此结束，建议宽容地对待奥地利，甚至建议与奥地利结盟。这份报告准许将俄国排除在欧洲事务之外，将普鲁士框入德意志边境，保存奥斯曼帝国，同时迫使被孤立的英格兰接受和平。
但法兰西外长并未听从这份报告中的建议。奥斯特利茨之战胜利数周后，拿破仑皇帝没有选择伸出友谊之手，相反地，他惩罚了奥地利，并且试图解决欧洲大陆的“体系”问题。这一体系的根基可溯至《普雷斯堡合约》的签订。1806年3月，缪拉在贝尔格登基，约瑟夫在那不勒斯登基为这一体系奠定了最初的基石。作为拿破仑的对手，涉身这一系列复杂关系的另一个人物――塔列朗被边缘化了。比如，在蒂尔西特谈判的过程中，他只扮演了一般的角色，这对他来说是种新的耻辱，但他并没有在意。不管怎么说，他再也不是“后补部长”了。当时，这两位法国的大人物分道扬镳。究其原因，并非是因为他们中一位是利益熏心的“叛徒”，而另一位是不纳进言的“暴君”，而是因为二人政见相左、嫌隙极深，同时两个人的世界观也难以调和。
个人外交的时代已经来临：拿破仑皇帝与诸位皇帝会面，谈判的时候经常亲自上阵，根据需要推进或者改变计划。为顺应拿破仑政策的转变，法国外交部门几度易主：作为奥地利联盟与欧洲均势传统模式的拥趸，塔列朗让位给尚帕尼。尽管这位前驻维也纳大使领导了在蒂尔西特确定的对俄政策，但他还是被马雷取代，后者也是拿破仑的虔诚侍随者。在他任职期间，法国同沙皇断交。
1813年秋天，经历俄国战场“可怕的大灾难”，拿破仑的欧洲体系遭受决定性毁灭后，为了哄骗亚历山大一世，前驻圣彼得堡大使科兰古被拿破仑任命为新的法国外相。不论这些人在元首面前能力素质几何，甚至对于科兰古来说，不论这些人斗志如何，都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真正影响拿破仑的意图。
从法律角度而言，拿破仑通过部分修改宪法，把法兰西帝国的“对外防御”任务委托给国家元首。宪法规定，他可以在谈判活动以及条约核准方面获得最高的话语权。共和十三年宪法第50条规定，宣战必须经过法律程序，但这条款项失效了：最常发生的情况是，各个办公室会接到一份文件，文件后面附有带地址的选票――必须表示赞同――这份文件充当了法律文本的角色。拿破仑皇帝作为军队统帅，战争才能使其举世闻名。但他在处理以上事物方面也拥有无可置疑的合法性。拿破仑顶多也就是会在以宣传为目的的时候才会尊重宪法的程序。
法国的外交机构以及外交网络完全听命于国家元首。外交机构和外交网络重组，机构实力得到提升。到1808年，对外关系活动的预算从督政府时期的400万法郎提高到近1000万法郎，数额与旧政体拨付给整个外交部的预算相当。拿破仑皇帝驻派各主要国家首都的使节们住着高屋大宅，生活排场远近闻名。这些人应该可以明显感受到法兰西帝国的伟大。
外交驻地网络的重建工作自执政府时期便已经开始了：《亚眠和约》签订后，大使馆或公使馆的数量从8个增加到29个。但随后，隶属神圣罗马帝国或意大利王国的某些国家消亡了，因而驻这些国家的外交使团也被撤销。自此，这个数字几乎没有再发生过变化。与此同时，除了欧洲，法国在中东地区、北非地区、美国或远东地区的领事馆网络依旧保持着重要地位。
中央政府机构和各大使馆人员过剩的现象依旧十分明显。然而，这些机构的行动余地却一再被压缩。他们被要求在最大程度上确保皇帝的命令得到贯彻执行。1804年，拿破仑写信给驻里斯本大使――拉内将军，为自己辩护道：“任何一个单独的部门机构都不可能准确评估自身行为对全局体系所造成的影响。欧洲体系渐成，我们处理某个单一问题的方法都会波及其他。”在巴黎，那些来自拉贝斯纳尔迪埃和卡雅地区的人必须忍气吞声，尽管他们的能力并不逊于出身奥特理沃的首领。尽管远离权力中心，但大使馆中位高权重的大人物们也没有太多的自由可言，例如阿尔基耶（供职于马德里、那不勒斯、罗马、斯德哥尔摩、根本哈根）、安德列奥西（伦敦、维也纳，而后是君士坦丁堡）、奥托（伦敦、慕尼黑，随后是维也纳）、拉弗雷斯特（慕尼黑、柏林，然后是马德里）或者布尔古安（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随后是德累斯顿）。
不过，凡事都有例外，有的人并没有遵守所有人都必须遵守的规则，也没有按照命令函上的要求执行，这个人就是弗朗索瓦・德・博阿内。他尝试在西班牙施行自己的政治策略（“自由”阐释他自己所理解的拿破仑皇帝的意图）。具体表现为：亲近王储费尔南德，疏离国王卡洛斯四世。然而，当拿破仑皇帝决定扶持第三个人――通过他的哥哥约瑟夫登上王位这样的方式解决西班牙王朝的问题时，博阿内又不得不反过头来打压费尔南德。博阿内因此彻底失宠。
同所有的政府一样，拿破仑逐步“提拔”了一代新人：根据《拿破仑外交官大全》所载，1799年至1815年，法国共雇佣了170名外交官员，在这些人中，7人入职见习于路易十五时代，19人于路易十六时代，大革命时期有38人，执政府及帝国时期共计99人（占60%）。这些新官员是由他们的统领一手栽培出来的：只服务，无异议。当然，在从前的体制中，各部部长、驻各国大使以及履职各省的封疆大吏们的分量并不比现在要重多少，但是督政府――跟前任政府救国委员会一样――是集体决策机关，这至少为争论开启了一道门，也为外交官员的影响力留足了生存空间。但在类似拿破仑这样的人身上，这种情况不可能再发生了。 可以说，单凭一个人的力量――这个人就是拿破仑――就能把整个帝国拖入武力征服和统治之中，并且从思想和肉体上对整个精英群体设卡防范，这样的看法有失偏颇。称霸之心，人皆有之。旧政权的拥趸梦想向自己的敌人，同时也是世仇――英格兰复仇。先进的革命者们则继续通过隆隆的炮声将自由抛向人民。温和派并没有彻底否定欧洲大陆体系。面对统帅的“天赋”，某些大使经常采取迎合的态度，然而，尽管那些纯粹是托制度的福才当政的人（马雷、萨瓦里、尚帕尼等）竭尽所能为拿破仑的政策服务，但却永远都不得要领。
对经销商和供应商来说，亟待实现的好买卖不少，需要铲除的外国竞争者也很多。就像驻奥地利大使梅特涅于1808年9月寄给内阁的信中所写的那样，军人“只追求伤疤与青肿痕迹”。剩下的“鹰派”分子时常支持或者鼓励统帅的野心，目的在于从中谋利，尤其当拿破仑萌生灾难性的想法时，诸如重新征服圣-多美各、重建奴隶制度或者轻而易举地攻占西班牙。可每当拿破仑皇帝从战场凯旋，他听到人群山呼海啸般的欢呼或者各行各业的颂扬时，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持久的深层实力
若要理解拿破仑时代的历史，就不能不去理解法国外交的传统。当然，我们目睹过太多的联盟轰然坍塌，甚至太多违背自然规律的纷争，然而，在各国领袖以及领袖身边的人当中，总是流行着一种偏好――他们倾向于把以上这些事件称为从前的例子。拿破仑是其中表现得最特别的一个，他一直把自己当成查理曼大帝的直系继承人，并从千余年的历史中汲取政治动力。
更普遍的情况是，在没有要求外交部提供服务，向拿破仑陈述某一问题的历史之前，他从不着手解决这个问题。有时，他甚至要求将问题的历史追溯至几个世纪以前。战争初始的几个月中，那股思想上的冲动一旦降火，法国的革命者就不得不倒向那些历经考验的联盟体系。人们有时乐于把法国大革命和法兰西帝国说成是一种断裂，但事实并非如此。
类似的事实也同样出现在其他国家。英格兰意图继续在其优势领域控制岛屿、海峡以及属于葡萄牙和荷兰的航海陆上补给地。面对南方的奥斯曼帝国，俄国在波兰问题上视奥地利为利益同盟国，然而对方却并不这么认为。巴伐利亚期盼获得法国保护，以免被南部的奥地利以及北部的普鲁士一口吞掉。来自斯特拉斯堡的大炮步步逼近促使巴登和符腾堡走进同一阵营。1806年，信奉新教的萨克森（却由一位天主教徒统治）有些日子错误地加入普鲁士联盟，随后，为了壮大自己、抵抗邻国，它又像从前一样继续寻求巴黎的支持。总体而言，其余国土面积不甚辽阔、实力弱小的众德意志邦国也在试图通过与非日耳曼势力结盟的方式摆脱普鲁士或奥地利的控制。法国毫不犹豫地同土耳其人建立起良好的关系，法国认为波兰事件与自己有直接关联。从路易十五时代开始，法国便从原则上放弃了黎塞留制定的削弱奥地利的方案：《吕内维尔协定》（1801年）、《普雷斯堡协定》（1805年）以及《美泉宫条约》（1809年）生效期间，拿破仑曾短暂重拾该项原则。
欧洲各大势力各怀鬼胎，心思复杂，这就解释了反法大同盟无法成型的原因。事实上，拿破仑体系长期以来是为参与该体系的其他国家而不是法国带去实惠。直到1813年下半年，一个广泛的同盟才最终形成。这是英国外交的胜利。英格兰人调动他国的怨恨情绪，利用经济和财政手段，面对威胁以及压力的时候毫不退缩。采取这样的方式取得的效果远比挥动欧洲大陆的“自由”旗帜要明显得多。最终，英国用一个小小的共同目标就把整个欧洲团结在了一起。法国的优势与每个国家的利益之间的矛盾变得越来越难以调和。然而一旦解决了这个问题，潜伏的各股势力则重回旧路。维也纳会议期间，昔日的盟友友谊终结，1815年1月，奥地利、英格兰与普鲁士、俄国之间战端重启。
拿破仑的法国渴望在欧洲获得优势地位，并以此为出发点统治更宽广的海域以及更多的殖民地。但当时国际生活的其他参与者答应他的计划吗？大不列颠对涉及自身的问题说了“不”。欧洲其他各大势力，所有有实力的候选者都是一丘之貉。通过吞并土地或者推进地缘经济，它们即便不打算称霸欧洲大陆，至少也希望增强自身实力。除了法国，欧洲大陆上四个主要国家（奥地利、俄国、普鲁士、奥斯曼帝国）的战略意图经常与其邻国格格不入。可以说，身为一个一点就炸的火药桶，欧洲不需要法国大革命，也不需要拿破仑。
如此一来，奥地利做好了准备，准备在普鲁士伸向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遗骸的手上狠狠地咬上一口。自1790年起，神圣罗马帝国就已经病入膏肓了。1800年至1805年，奥地利脱离神圣罗马帝国，帝国因此终结。不过，维也纳当局也有一份进攻战略，他们计划在奥斯曼帝国的巴尔干半岛地区靠近巴伐利亚公国和波兰一侧或者东线和南部边境开疆拓土。在大革命开始之前，奥地利为了实现自己的意图，非常重视与法国的同盟关系。1778年至1779年，吞并巴伐利亚公国东部地区的企图的落空――巴伐利亚王位继承之战――主要归因于凡尔赛宫的中立态度。这表明，在路易十六和魏尔珍支持维持欧洲均势的年代，奥地利企图在德意志地区发展壮大的计划受到诸多限制。奥地利野心勃勃，依旧对维特斯巴士的领土垂涎三尺。面对这种情况，1805年和1809年的两次战争均始于奥地利人入侵巴伐利亚公国也就不足为奇了。
同样，普鲁士的政策也以领土欲求作为标志。一切能扩大并保护布兰登堡的行为都能勾起柏林的兴趣：波兰的一小块领土（因此引发与俄国及奥地利的摩擦）；萨克森的一块走廊地带（与奥地利有冲突）；吞并汉诺威（与英格兰有冲突，英格兰国王是汉诺威王朝的后裔）；向南部推进，以便在同奥地利就比利时问题的谈判中居于强势地位（与普鲁士在克里夫斯问题上所站的立场接近）。柏林调兵遣将，进一步增加自己在信奉新教的国家中的影响力，对所有视维也纳政府为猎食者的国家表现出理解。甚至从1795 年至1806 年间，当普鲁士被视作中立国时，普鲁士政府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外交目标。他们同拿破仑讨价还价或者施以小恩小惠，通过这种方式来达到目的。在某些时候，在柏林和巴黎，都有一些人认为法普联盟再一次把欧洲的水搅混了。1806年的战争以及《蒂尔西特条约》打碎了这些人的幻想。
通常，俄国当自己是欧洲国家：从彼得大帝时代开始，欧洲身份一天未获承认，俄国一天不会停下脚步。为了进一步确认自己的欧洲身份，俄国马不停蹄地向北部以及西部进军（北欧国家、波兰、德国）；为了打通进入温暖海域（尤其是地中海）的通道，俄国向南不断扩张，甚至到了凯瑟琳二世时代，将君士坦丁堡打造成“新罗马”成了俄国扩张的新动力。这些计划在亚历山大一世时代被重新启用，沙皇俄国把欧洲各方势力搅了个晕头转向：与法国和英国争夺地中海；对芬兰领土的胃口令瑞典心存不安；在波兰、德意志诸国、巴尔干半岛诸国问题上，奥地利和普鲁士感受到威胁；当然少不了奥斯曼帝国，据我们所知，在圣彼得堡能找到不止一份写满进攻奥斯曼帝国计划的图纸。西方世界普遍瞧不起俄国，对俄国扩张企图的担忧加剧了这种鄙视心理，他们鄙视这个国家的人民，把俄国人看成是“来自北方的野蛮人”，他们也瞧不起俄国沙皇，嘲笑他有“亚洲人的荒唐念头”。
因此，欧洲并没有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各股势力的野心与诉求、地缘政治以及经济因素与一二十年前一模一样。法国大革命头几年那股“思想”上的冲动过后，从前的外交策略卷土重来，只不过具体做法和基本原则发生了一些变化。发生变化的还有参与其中的演员们，其中走在最前列的就是拿破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