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的商业化育种为何能走在全国前列？记者来到种业大省一探究竟。
身份的转变――从大学教授到公司总监，与市场贴合越来越近
在海南三亚的南繁基地里，湖南农业大学农学院教授唐文帮有些兴奋：“快成了，搞育种这么多年，好品种就要出现了！”
唐文帮40岁出头，从事育种的时间却不算短。他师从湖南著名的水稻育种家陈立云教授，这些年选育出不少好品种，被视为湖南省中青年育种家的代表人物。
唐文帮说，搞育种这么多年，自己曾陷入育种的瓶颈期：“在高产和优质之间摇摆，不知道该向哪个方向使劲儿！”没想到，希望种业董事长丁新才的一番话，让他豁然开朗：“对农民来说，超级稻的种子比常规稻贵了好几倍，如果能把超级稻的制种成本降下来，这就是解决了农民的大难题，也是市场所需要的。”
唐文帮感觉，以前也承担过一些企业的定向育种工作，但从来没有像这次和市场贴合得这么近。“选育什么品种我说了不算，要由董事长和育种委员会说了算。”而且，专业化的育种团队也让唐文帮精力更集中，育种效率更高。
湖南农业大学校长符少辉说：“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是高校产学研结合的根本目标。”学校制定了一系列激励政策，鼓励各学科创新团队与企业联合共建研发平台，启动实施科技富民工程推动产学研一体化，鼓励成果完成人员直接参与成果转化工作，并明确收益。
化解资源流动难题――体制改革，打通科研人员流向企业的渠道
种业体制改革中，科技资源的流动难，科研人才的流动更难。可是在湖南省，种子企业拥有从事商业化育种的科研人员377人，近3年来企业选育的品种占全省新审定品种的84.9%。如湖南水稻杂优中心研究员邓小林在科裕隆种业担任首席育种家，知名育种家李必湖先生在泰邦农业主持科研育种。
奥秘何在？湖南省农业厅种子局局长周志魁表示，商业化育种能否成功的关键是人才。针对以往农业科研人才主要集中在科研院所的情况，湖南从人才引进、人才资源配置、人事管理等方面落实了多项政策，鼓励育种专家服务企业，打通了科研人员流向企业的渠道。
辞职服务是设立专项基金，对辞职到企业去的科研人员在项目申报等方面给予倾斜。“以育种家杨远柱为代表的一批育种人员，主动打破‘铁饭碗’，应聘到企业工作，成为湖南商业化育种的领衔人物。”周志魁说，湖南省还规定，科研人员辞去公职到企业工作，可一次性发给不超过本人5年基本工资的辞职金；今后被机关、事业单位重新录用的，工龄连续计算。
本职服务则是鼓励科研人员开展商业化育种外包服务，育成的品种归院、企共有，企业享有排他的开发权，以此推动农业科研院所的优势资源进入商业化育种领域。如亚华棉种公司每年提供300万元给省棉科所，新品种推广按每千克种子0.1元提取科研经费。
让科技人员流动起来，还要靠科研成果收益分配新机制。湖南省规定，公益性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利用国家拨款发明的育种材料、新品种和技术成果，可以申请品种权、专利等知识产权，收益归单位和科研人员个人共有，分配时对品种权、专利等知识产权有实质性贡献的育种人、发明人等个人所得比例不得低于50%。
强化基础公益研究――不能种业搞起来，农业科研机构搞垮了
也有一些人担心，科研人员都到企业育种去了，基础研究怎么办？育种的资源要素都向企业流动了，科研院所还剩下什么？
“不能把种业搞起来，农科院搞垮了。”周志魁说，湖南省在坚定推进农业科研院所与商业化育种、与所办种子企业“两分离”的同时，也加大了对科研院所的经费保障力度。从2011年起，湖南省每年对省农科院、湖南农大分别新增1000万元、800万元财政预算，提高了科研院校基础性、公益性研究的积极性。
体制“活”起来，人才“动”起来，“只有强强联手，搭建起世界一流的种质资源创新平台、生物信息学平台、水稻品种测试运营平台，才能缩短我国种业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促进水稻育种产业的转型升级。”对此，华智生物执行总经理王德纯信心满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