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飞散是后殖民语境下的一种文化批评话语，与文化越界、文化翻译密切相关。非裔美国文学中的民俗之根和西方文学、文化之源造就了非裔美国小说中的飞散式书写。飞散式书写以废奴主义和基督教的主题溯源、意指的叙事方式、布鲁斯式的飞散情怀，以及对西方主流文学、文化传统的兼容并蓄，诠释了美国非裔飞散族群的主体性。非裔美国文学这种跨越历史、民族和文化等疆界对自身异域性的翻译有助于实现其族裔文学和文化的普世价值。
关键词：非裔美国小说；飞散式书写；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18）01-0074-06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post-colonialism， diaspora discourse is a cultural critical discourse closely related to border-crossing and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The folk roots and the traceability to Wester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existed in African American literature bring up the diasporic writing in African American fictions， which interprets the subjectivity of American African diasporic group， with its origin from abolition and Christianity， its Signifyin（g） oral narrative， its Blues spirit and its assimilation of Western literary and cultural tradition. For African American literature，actually， it is just the translation of its own cultural differences transcending historical，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boundaries that contributes to the realization of universal values of American ethnic literatures and cultures.
Key words：African American fictions； diasporic writing； subjectivity
w散话语是复兴于后殖民时代的一种文化批评话语[1]89。非裔美国小说因其独特的社会、历史、文化根源，诞生于多元文化的交汇处，一直以非主流的方式来抵制和吸收主流文化的表征系统，从边缘消解、并重新定义、建构中心，表达了自身的政治文化诉求。本文从飞散视角观照非裔美国小说，从非裔美国小说的民俗之根和西方文学、文化之源两个层面来揭示非裔美国小说中跨历史、跨民族和跨文化的飞散式书写。
一、后殖民批评话语中的飞散和流散
后殖民话语diaspora来自于希腊语动词σπειρω，意为“播种”（to sow），前缀dia意为“越过”（over），后转指人类的迁徙和移民[2]27。随着与犹太历史的结合，大写的Diaspora又包含了族群集体流放的凄惨、背井离乡的无奈、身份认同的追求和家园重建的执着等多重意蕴。在全球化语境下，diaspora更是着眼于民族文化发展与种族生存延续的未来，超越了种族移居的范畴，带着跨越历史、民族、国界的新视角，涵盖了各种族之间复杂、相互的多元文化翻译、文化旅行、文化移植以及文化采借和融合，正如同它的希腊本义一样，在后殖民文化批评领域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国内学界对diaspora大体有“流散”和“飞散”两种译法。笔者以为，“流散”因汉语语境下多含“流亡离散”之意，相较之下，“飞散”却能传达其“物种繁衍、生生不息”的希腊本意，在当前全球化和多元文化语境下，更为符合后殖民批评话语包容性、对话性、发展性和前瞻性的特点。
美圣克鲁兹加州大学思想史教授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在其著作《二十世纪末的旅行与翻译》（Routes： 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中指出：飞散意识就是全球性思维和充分利用逆境。它包括对痛苦的忍耐和生存的技术，即区别性的适应能力、差异性的世界主义观和对重生的坚定信念。飞散文化绝不是排他的民族主义的或分裂主义的。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等飞散群体的历史都表明对主流社会在政治、文化、经济和日常生活等方面选择性的适应[3]251-257。
美国社会批评家哈罗德・克鲁斯（Harold Cruse）曾一语中的地将非裔美国人的经历描述为“国内殖民主义”。他指出：“美国黑人从一开始就以殖民地人民的形式存在。……美国不是要在非洲建立一个殖民主义帝国，而是把殖民主义制度带回国，在南方各州实行。转引自Bernald W. Bell “The Afro-American Novel and Its Tradition”，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89年版，237页.”飞散话语应用于非裔美国文学批评，无疑超越了早期“白人与黑人”、“美国与非洲”这一族系和地理二元对立的批评模式，从历史的维度勾勒并展望了非裔美国文学、文化的发展图景。这也正是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所说的跨越国度与文化、兼具现代性和双重意识的“黑色大西洋（the black Atlantic）”[4]1的一部分。 二、飞散主题之源――废奴主义和基督教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理查德・纽豪斯（Richard Neuhaus）说过，美国社会的道德基础是犹太――基督教道德[5]3。而早在奴隶制时期，白人奴隶主出于对黑人奴化教育的需要，促进黑人皈依基督教。这既是一种政治进程，也是一种文化行为，孕育了黑人最初的启蒙运动。因此圣经不仅对美国白人文学和文化影响至深，亦以其神性的方式和救赎的思想为非裔美国人提供了人类受难和解决途径的蓝本[6]172。
圣经旧约《出埃及记》记载了以色列民族跟随领袖摩西，摆脱埃及人的奴役历经千辛万苦到达上帝的应允之地。奴隶制下类似的苦难和对自由的渴望让历史语境下的非裔美国人对基督教和圣经文学产生了共鸣，籍此从残酷的现实获得些许精神的安慰并寄托对未来的希望和勇气。“应允之地”（the promised land）的神话不再专属犹太人，亦是非裔美国人的民族梦想，“离去”（to go）（意“自由”和“解放”）更是贯穿非裔美国文学的核心精神[7]358。
在非裔美国小说的传统中，黑人作家认识到并创造性地运用了本民族与犹太民族经历的相似之处，频繁地将《圣经》的道德教诲、以及摩西和基督再生的混合叙述贯穿在诸多小说的谚语、布道、仪式、传说、歌曲和故事中。如在非裔美国文学初期，有个经常出现的“说话书本”（the talking book）意指意象，它源于黑奴在遭遇基督教文化之初，由于不懂英语，看到白人能朗读《圣经》而以为书本只是对黑人保持沉默。所以“说话书本”的意象隐喻了白人所专属的权力话语，也是非裔美国人苦难历史的记录。它在18世纪奴隶叙述的代表作家格罗涅索（James Albert Ukawsaw Gronniosaw）和马伦特（John Marrant）的作品中都有所表现。而亦有众多作品，如詹姆士・鲍德温（James Baldwin）的《到高山上去宣布》（Go Tell It on the Mountain）和《就在我的当头上空》（Just Above My Head），还有托尼・莫里森（Tony Morrison）《秀拉》（Sula）、《所罗门之歌》（Song of Solomon）等在情节和角色上则大量借用了《圣经》。简森・图默（Jean Toomer）《甘蔗》（Cane）中的主要人物刘易斯说：“基督耶稣要回来了，准备着吧，尔辈罪人，等着我们的主的到来。” [8]74由此可见，由于非裔美国人与犹太人境地的同病相怜，废奴主义和《圣经》提供了非裔美国小说中最多、最突出的情节、主题、象征和原型。而后殖民批评话语飞散视角，因其与犹太人历史的密切联系，势必能提供从本质上把握非裔美国小说特征和发展历程的独特视角。
三、飞散叙事――意指
非洲黑人在由非洲西海岸到新大陆“被移民”的过程中，并非干净彻底地被从原非洲文明中掳掠而去，无论境遇多么艰苦恶劣，他们仍然尽可能地在西半球的美国保留非洲遗风，因为与他们而言，这不仅承载着无法忘却的记忆，也是与故国仅存的一缕牵绊。在非洲，口述传统（oral narratives）是保持传统的非洲文化连续性和稳定性的一种重要方式，具有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和其他口头艺术等形式，具备教育、人类学、心理学和政治功能。[9]15-16到达美洲后，黑人奴隶被迫放弃了非洲母语，以英语参与社会活动，又由于读写和受教育权的被剥夺而缺失运用标准英语表达的可能性，所以在漫长的奴隶制时期，源于非洲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还有非洲口头游戏中同音字替换、俚语联想、修改经典语录等传统修辞方式存在于黑人口头英语中，对其种族归属感的维系和民族身份建构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泛非洲文化的阐释体系中，具有猿猴形象的神埃苏（Esu）是非洲古老口述传统的原型性比喻。它将天神的意旨传达人间，同时又把人类的意愿传达给天神，埃苏的阐释过程具有多重性和多样性。而意指的猴子则是埃苏在非裔美国人俗界话语中的对等物。美文艺批评代表人物小亨利・路易斯・盖茨（Henry Louis Gates， Jr.）用“意指”――Signifyin（g）（由于黑人常常在说这个单词时丢掉了最后的g，发成了“signifyin”，其大写的“S”和缺席的（g）表示对索绪尔“表意”――signifying的修正）来指称非裔美国文学及土语传统中核心的语言使用策略。
在后殖民飞散视阈下，意指被置于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语境中，它不仅是源于非洲黑人的口头叙述传统，更是奴隶制度下非裔美国人的一种生存方式，一种在日常生活中信手使用的语言工具，被用于同族间安全可靠地相互交流思想、维系种族归属感、讽刺压迫者并舒缓现实痛苦。如盖茨所言，擅长修辞的非裔美国人通过对意指行为的掌握和驾驭经典的黑人意指象征，得以自由地穿行于两个话语世界之间。这个黑色的语言面具符号分割了白人语言领域和黑人语言领域的界限，……并为黑人所共享 [10]88-89。美语言学家吉尼瓦・史密瑟曼在其著作《言说与奚落：黑美国的语言》中指出，意指行为是个黑人“话语模式”，具有以下八个特征：间接、委婉曲折的陈述；意象派的隐喻（意象植根于日常、真实的世界）；幽默且反讽性；有节奏的流利及声音；教育性但并非说教的；通常指向在情境语境现场的单人或多人；双关语的、词语的游戏；引入语义或逻辑上意想不到的东西转引自[美]小亨利・路易斯・盖茨《意指的猴子 一个非裔美国文学批评理论》，王元陆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意指这一黑人传统话语模式投射于非裔美国小说中，其实现途径主要有意象层面的意指和语义、逻辑层面的意指。
在美国蓄奴制度的历史进程中，由于种族主义妨碍了非裔美国人对主流文化的完全参与，黑人记忆中保留的非洲风俗，如禁忌、巫术、仪式、舞蹈、劳动号子、音乐、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等，在被传承的同时亦被改造，成了他们应付新境遇的需求，增强凝聚力和表达集体生存需求的种族亚文化。在诸多非裔美国小说家们的笔下，这些被传承或被改造的非洲文化资源往往以隐喻现实的意指意象呈现。如在拉尔夫・埃里森（Ralph Ellison）《看不见的人》（Invisible Man）中，非洲民间故事中虽然弱小但却能凭借智慧成功出逃的兔子隐喻了非裔美国人在现实生活中随机应变的智慧和以弱制强的能力，这一能力是逆境中的生存法宝；而被隐形丝线操控的褐色纸偶――桑博娃娃则讽喻了被白人操控以谋取政治利益的黑人傀儡。在托妮・莫里森的《柏油娃娃》（Tar Baby）中，柏油娃娃本被白人用来称呼黑人孩子，由于“在古代的宗教和原始崇拜中，柏油代表创造力和凝聚力” [6]76，本书中的柏油娃娃从绰号成为象征黑人创造力和凝聚力的意象。再如，埃里森《看不见的人》、莫里森《秀拉》等作品中多次出现的知更鸟（学舌鸟）意象则隐喻了奴隶制度下百般讨好白人，一味唯唯诺诺，无辜善良却受尽迫害的黑人形象。这一隐喻在白人作家哈波・李（Harper Lee）描写美国大萧条时期南方种族歧视的作品《杀死一只知更鸟》（To Kill a Mockingbird）中亦被沿用。19世o一些非裔作家为了获得在白人意识形态被承认的机遇而摒弃了黑人传统文化，因之被讽为“学舌鸟诗人”。还有一些白人文学传统中的希腊原型神话和《圣经》意象，因其和黑人境遇的契合，亦出现在非裔美国小说中。如达德路斯（Daedalus）神话中飞翔的意象就出现在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土生子》（Native Son）、埃里森《飞家》（Flying Home）和莫里森《所罗门之歌》中，以意指非裔美国人的归家之梦和渴望自由的理想。 非裔美国小说中语义、逻辑层面的意指则是现实中全部生存策略和仪式的演化，如讨好麻痹白人、装腔作势、避重就轻地主动认罪、挤兑、讥诮和骂娘打嘴仗等。它源于“在战胜压迫的社会环境方面日益成熟的老练，和凭借语言、音乐、掩饰等的文化资源来象征地表达‘一种复杂的双重眼光’” [9]18-19。如在《看不见的人》中，主人公“我”的祖父平时对白人惟命是从，却出人意料地在临终前承认自己是一个“叛徒、密探”，并叮嘱后代：“对他们唯唯诺诺，叫他们忘乎所以；对他们笑脸相迎，叫他丧失警惕；对他们百依百顺，叫他们彻底完蛋。” [11]16小说中主人公在遭受挫折而痛苦、彷徨时，祖父的遗言多次以祖先在场的仪式出现，从而形成叙事主旋律以外的次声话语，促进了“我”对黑人性的认识和黑人身份的追寻。意指也存在于非裔美国文学作品内部之间。如在赖特的《土生子》和 《黑小子》（Black Boy）、埃里森《无形人》和伊什梅尔・里德（Ishmael Reed）《芒博琼博》（Mumbo-Jumbo）四部作品中，埃里森用“invisible”消解了“son”和“boy”的在场，里德则用“mumbo-jumbo”（意“胡言乱语”）彻底消除了黑人主体在场的可能性，将黑人主体变为无法言说与表现的虚构[10]9。
在飞散视阈下，作为黑人“话语模式”的意指不仅融合并传承于非裔美国文学，它亦是这个族群在历史语境下与命运抗争、谋求生存的基本手段。正因为意指性的语言和文学，非裔美国人在面临“统治语言”控制时才能以更隐晦的方式对抗白人统治和残酷现实、以诙谐豁达的心境面对苦难、以积极向上的态度对待人生，从而抵制文化侵吞和身份失落，在正视历史现实的基础上，在主流文学中彰显族裔话语权利，进而谋求新时代中族裔文学和文化在美国主流文学和世界文化舞台上的一席之地。
四、飞散情怀――布鲁斯
布鲁斯作为黑人民间音乐的一种形式，亦是非裔美国小说中标识性的口述传统之一，严格意义上，应归属于意指的范畴。本节侧重于揭示布鲁斯作为非裔美国族群的一种飞散情怀，体现了这一群体在不同的时代和境遇下的处世态度和生存哲学。
音乐是非洲黑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历史书写的形式[12]76。非洲黑人被贩卖到美洲成为奴隶后，一切行为受奴隶主的制约，音乐也不例外。奴隶主出于奴化教育的目的鼓励黑奴们唱基督教赞美诗歌（Christian hymn）。黑奴们却将故乡的音乐融合于基督教赞美诗歌中，以非洲的方式演唱宗教赞诗，于是产生了黑人灵歌（spirituals）。这是被压迫的非裔美国族群宗教体验的音乐表现，被用于倾诉民族苦难、抒发内心苦闷和表达对自由的渴望。布鲁斯作为与宗教音乐相互影响的一种世俗音乐，是劳动乐曲、团体俗歌、劳动号子、宗教和声、谚语式格言、民间哲学、政治批判、下流幽默、哀歌等许多成分的综合，是一种体现了非裔美国人语言本土特色、审美特色和意识形态的存在[13]91，更是一种“民族记忆”，以口头文学的形式流传在美国南方的田野上和奴隶的棚屋中[14]52。布鲁斯与表意互补而成， “音乐的布鲁斯与语言中的表意艺术在黑人文化传统的存在遭到否定之时，可以支撑这一文化传统”[15]16。因此，布鲁斯已不仅是一种音乐形式，某种意义上它成为了与意指的处世方式相辅相成的非裔美国人的文化精神支撑，可以抚平不幸的心绪，安慰受伤的灵魂。在非裔美国文学中，它更是作为一种叙述手法和表现主题隐喻了非裔美国人的生存哲学[16]96。
非裔美国诗人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在诗歌创作中引用了布鲁斯典型的结构、节奏、音韵等外在特征，在思想内容方面，亦采用了其内在的特征，使用“象征的自由”和幽默、反讽手法来表现严肃社会问题[17]48-54。而在诸多的非裔美国小说中，布鲁斯则被用于渲染民族特色、刻画人物性格和推动情节发展。如在玛格丽特・沃克（Margaret Walker）的《禧年》（Jubilee）中，很多章节的标题和前言都摘自圣歌或布鲁斯歌曲。如第一章的前言来自一首忧郁的歌曲“可爱的马车轻轻摇”，而最后一章前言则摘自一首快乐的歌曲“我父亲的房子”，还有标题“像鸟儿逃到你的山上”、“圣诞节清晨东方升起一颗星”等则是歌名。布鲁斯在小说中营造了浓厚的黑人文化氛围并为主人公的命运埋下伏笔、为小说主题定下基调。埃里森《看不见的人》中的布鲁斯歌手吉姆・特鲁布拉德第一人称布鲁斯式的讲述则反映了非裔美国人在被边缘化境遇下所遭受的悲惨命运。而黑人好大妈玛丽・兰博用布鲁斯歌声向饱受挫折和迫害的主人公传递了族裔间的人文关怀，这里的布鲁斯承载了民族的痛苦历史和族群的身份维系。莫里森《最蓝的眼睛》（The Bluest Eye）中麦柯蒂尔太太的布鲁斯歌声则成为向下一代传承亲情、固守民族文化的途径，如她的女儿柯劳迪亚所说，“如果我的妈妈还有心情唱歌，那就说明情况没有那么糟” [18]24。布鲁斯亦体现了非裔美国人以边缘应对中心的生存哲学。正如埃里森所说，布鲁斯音乐的魅力就在于它既表达了生活的痛苦，也表达了通过坚韧顽强的精神战胜这种痛苦的可能性[19]143。
在飞散视阈下，布鲁斯是为非裔美国族裔所特有的情怀，一种和族群苦难历史及非洲溯源相结合的精神，它赋予族裔同胞在面对困境时无限的勇气和生存策略。这是一种把悲剧色彩、喜剧色彩和嘲讽因素奇妙融合在一起的精神。带着这样的精神，非裔美国人得以一种超然的姿态面对残酷的历史和现实，以意指的方式和统治阶层抗争，以跨越历史、种族、文化的视角维系种族身份和传承民族文学文化。
五、飞散融合――西方文学、文化传统之侵淫
在美国文学众多的亚文学和文化中，非裔美国文学作为一种长期被压迫、奴役、贬斥的文化意识，随着历史发展和时代变迁，被移植、嫁接到主流文化上形成了文学分支，是一种历史上曾经势不两立的两个种族文化融合的产物。非裔美国文学固然有着形式上的延续和非裔作家内部的互文性，但它毕竟依托英语而生，英语文学的影响不容忽视。某种意义上，非裔美国文学共享的西方传统比双方存在的差异更多。埃里森曾说过：“我在作品中运用民间材料并非因为我是黑人，而是因为像艾略特和乔伊斯这样的作家使我意识到民俗传承的文学价值。我的文化背景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也是双重的。” [19]111-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