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通过对冯梦龙寿宁时施政活动实录――《寿宁待志》的分析，展现其管理乡村社会的思想及处理官民关系时的独特性：重视官府与贱民外第三空间力量，弥补官方统治力量的不足，进而探析其在治理晚明福建寿宁时所确立的新型官民关系。
[关键词]冯梦龙；乡村社会管理；第三空间力量；官民关系
一、冯梦龙其人与《寿宁待志》
冯梦龙（1574―1646），字犹龙，直隶苏州府吴县籍长洲县人。不仅“是博学卓识的通俗文学家、戏曲家，也是继罗贯中、熊大木之后的著名通俗小说家。“才情跌宕、诗文丽藻、尤明讲学”的他，却科举不弟、仕途不顺。崇祯三年，57岁的冯梦龙拔贡，尔后升任丹徒县训导，崇祯七年，他升任寿宁之县，开始了四年的寿宁知县生涯。此时的冯梦龙已进入花甲之年，他远离“姑苏城外绣成堆，商贾肩摩云集来”的家乡，来到福建偏僻山区的寿宁，施展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
二、寿宁地区乡村社会的地理形胜和人文风尚
寿宁设县于景泰六年，“析政和及福州府建安县地，置寿宁县”[3]。有“两省之瓯脱、五界之门户”之称。寿宁地区石多、田少、土薄，梯田“岁止一熟”，因“沙浮土浅，梯石而耕，连雨则漂，连晴则涸”，如是丰年，要储备些粮食，备不时之需。邻境往往缺粮，奸民“阴与为市”，使米价甚贵。
特殊的地理形胜使寿宁“险峻非常，除本县外，别无官府往来”。旱灾、山崩、冻灾等天灾及海寇、倭乱，寿宁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治安极其恶劣。在《灾异》中记载：持续四天的巨灾：“按《建宁府志》，嘉靖三十七年八月七日，寿宁大风……坏田不可胜计。”嘉靖三十二年十一月初九，寿宁与松溪同日地震，崇祯七年正月，东门发生了火灾，“延烧百余家”。崇祯九年，冬日的大寒，使“溪水厚近尺，可履而越”，[4]116花木多冻死，使百姓提襟见肘。而海寇、外倭的侵入让寿宁雪上加霜。此时社会经济民无余欠，库无余财，濒临崩溃的边缘。
寿宁“山险而逼、水狭而迅”的地理形胜对民风也产生了影响，“人感其气而生”，百姓“性悍而量窄，虽锥刀之细，骨肉至戚死不相让”。《都》中，民顽，民颇顽的描述时常出现。尽管此评价与“粮欠”，“好煎用假银”，“窝盗”相连，也多是从管理角度出发，或从地主阶级代言者看问题，而透过评价，透视出当地民风顽劣。
“山险而逼，水狭而迅”的地理形胜和“性悍而窄、民风顽劣”的人文风尚，使怀有“一念为民之心”的他发出“欲有司之有为于地方，盖亦难矣”的慨叹。
三、冯梦龙的施政活动与乡村社会管理举措
“凡养老、祀神、贡土、读法、表善良、恤穷乏、稽保甲、严缉捕、听狱讼、皆躬亲厥职而勤慎焉。”作为牧民之官的的主要职责有三：治安、赋役、教化。“洪武元年，谕北方新授县令曰：“新附之邦，生民凋敝。不有以安养之，将复流离失望。”[6]在皇朝法令规定和皇帝教谕催促之下，首务是维稳。为给百姓创造稳定的环境，采取了这几项措施：
（一）修复倭毁城垣，理顺驿传铺递
因寿邑遭倭残毁，一县门户竟“四门荡然，出入不禁。”“且通县无更鼓”，常忧虑治当下的社会治安，以致影响日常办公。几日内便向上级汇报，“申请各台益蜀俸益蜀赎，重立四门谯楼，城之崩塌处悉加修筑。”经过修筑，社会治安得到缓解。
他除修复城垣，还理顺寿宁铺递。承担国家“报军机重务、传递公文、命使之往来”的邮驿，为寿邑“往府必繇之路、专为寿宁传递文书而设”的铺递，竟“每有铺递，任意担阁，往往以过限被前铺打转，本县不得已重换重封”。“自余任后不止数十次矣”，他这样记到。驿路“一遭天雨，寸步登天，亦付之无可奈何矣！”针对驿传管理权限别在它县而至驿路阻塞的现实情况，提出：“然铺即为本县而设，则工食之柄亦宜自本县操之。”自此“一切怠慢迟误之故态，庶几幡然。”不仅无损于政和，且寿宁也受益。
（二）整合有限军备、严厉惩办土霸
寿邑据两省五县要冲，军备数量却屡遭国家裁革或它县拨借。据冯记载：“万历初年，奉文裁革六十名……实存一百名”，致使“民壮不足”，且“民壮素不娴武”。立乡兵亦是“且强半糊口麻山，使之木号腹而即戎伍”，其忧虑“恐终非久远之策”。时值“海内多事”，地区武装的减少对地方治安，无疑是巨大挑战。身居临民官负有守土安民之责，朝廷屡裁兵壮、“库无余财”的情况下，“立正教师一名，副教师两名专主教训”，……月必亲试。加强军备效果，并未明载，且说：“然不敢谓训练之有实政也”，而按常理可推知一二。
因寿宁“申明之典亦久旷矣”，其民“仇视其族，遍讼各台，更名借籍”，更有顽民“诬杀陷盗，如鬼如蜮”。《寿宁待志》中记载：“陈伯进……因与盗通家，道渐起，恃其口舌，遂为一方之霸。”官府屡次捉拿，其抗官拒捕且打伤官差。“县差至，阖其门，擎汤壶从楼窗灌下，（县差）溃面而返”。然冯氏不以然，“余耻其衡命，因郡归之便，亲往索之”。[2]p110
（三）规范办公风气、修学宫、教化百姓
寿宁“县书吏多村朴，无工于书算者”，所以“每遇大计考成或黄册大造，必于他县雇倩惯手”。“虽事迫烧眉，非再四鞭策不动”。鉴于此，其自信的说：“其机械未深，稍有奸欺，破絮立见”。 明律规定，各县设县学。寿宁的学宫“久倾圮”，且历史积习已久。“寿无科第，惟
二、三贡宦，……书贾亦绝无至者”。自称童生者，“一二破题”竟不能作。为了振兴县域儒学，利用“廖、吕二师尊同事，皆留意作兴。适有祥过修学赎爰二十八金”，又“益以二十余金”，“繇是堂宇载整学门重建”。在其支持下，县学堂宇载整，学门重建，“朱丹既饰，视昔加焕焉。”自编《四书指月》，亲自教学。通过努力寿宁学政呈现“士欣欣渐有进取之志”，冯氏自信断言“将来或未量也”。
（四）复仓储、筹盐策、施药禁巫，使百姓乐生、乐活
社会安定百姓方能安居乐业，生产发展安定局面才能巩固得以保持。冯氏在稳定社会治安的同时采取多种措施改善民生，以稳定促和谐，以发展保民生。
“洪武三年，令州县东西南北设预备仓四，以振凶荒，即前代常平之制，选耆民运钞米，即令掌之”。“今朝南仓屋二间已毁，惟朝北仓屋四间”，且仓储管理混乱。冯梦龙“修葺之，储谷不知为际留为预备也”？前任知县戴镗所设的五所社仓，因“民穷财尽，乐输者少”，终致“诸仓亦尽废矣”。他吸取前任的经验教训，修复前知县戴镗的四所社仓，“酌量近仓粮户……派有司亲往盘验”，以达到“官无发粜之忧，民有乐输之便”的理想状态。
寿邑交通闭塞，水路“渔溪溪流稍阔少石，可泰通顺”。因商人败本、海寇突起、私贩食盐等原因，造成治下食盐短缺。《寿宁待志》中载：“万历三十七年，徽商洪足国、蒋行吾败本回籍……凡私贩者，皆从宁德小路直走七都四洲桥，负担络绎，党众力强”。冯氏自信“熟筹盐策”，认为解决寿宁食盐问题需借助商力，“商足则盐多，盐多则贩少”。苦于缺少商船“一时难复”，退而求其次，“合照大盐事例，计户食盐，通县五十三堡，应食盐多少，每乡设立官牙，令其包足岁额”，解决百姓食盐问题。
四、独到施政举措与官民思想
冯梦龙官民思想体现在建乡兵、复仓储等措施上，针对库无余财且朝廷助饷、加派频繁，致使“兵壮不足，转议乡兵”。“至于今日加派四百廿一两九钱九分零，又加赡租……总起解之数多至三千三百有奇，捐助、借扣不与焉”。在建立乡兵时，虽“往时有乡兵册籍”，而止于“画饼”之用。在乡村精英帮助下，他虽知“恐终非久远之策”，而乡兵总算建立。若乡村精英拖延、掣肘，建立乡兵之议，或许不至流产，实效大打折扣可以预见。
书中记载智断姜廷盛诬告案。此案，廷盛“谓同弟征粮至三望洋地方，为刘世童劫其粮而砍伤其弟”。经其推断和调查，原因有二：
一、“有弟瘸手，盛素恶其坐食”；
二、“廷盛以里役事苛责世童”。因善用里长征用服役，才能建立官民缓冲地带，柔化官民关系。
升科是“天下有名美而实不美者”，且知其中之敝。“欲以本所升之数，即抵本所悬之数”，此法“行之数年，虚粮渐实，可免民赔累之苦”。属吏却认为“升科系考成一款，必不可少”，终只能不得已听之作罢。他认为“关圣诞日，有司必躬拜，此礼相沿久矣。城隍一邑之主，有事必祷，而民间香火祈祀，绝不及焉，此亦衰敝之一征也”！寿邑“关圣，县无庙宇，止肖像于东门之桥亭。”虽经三峰寺僧募捐在东门建小阁，守僧却寝食于神像之侧。虽认为祭拜关圣、城隍为“衰敝之征”，守僧此举“殊为亵渎”。而当民柳桂
八、叶榆二等请求建祠，他却“少佐俸资”。
“凡师巫假降邪神书符咒水……佯修善事。扇惑人民为首者。绞。从者各仗一百。流三千里。”冯氏针对寿民“信巫不信医”的风俗，“示禁且捐俸施药”，取得了“人稍知就医”的成绩。他虽认为“然乡村此风不能尽革也”，但并未根据朝廷律法严厉禁巫，而是遵从当地百姓风俗。律法和民俗的折中，稳定地方。
综上所述，他在对乡村社会管理时，重视地方精英的合作，尊重当地风俗。在处理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时，将国家的法律的要求与地方实际结合起来，执行国家规定时，根据实际适当变通，减少官与民的直接冲突。陈元度先生认为：“在‘忠君’与‘泽民’发生矛盾时，尽管他知道‘寿邑之贫’、‘寿民之艰’，还是坚决的把‘忠君’放在第一位”。虽在某种程度上非常恰当的指出其局限性，却不全面，未能显示其官民思想和实践独特性。
在寿宁的施政活动，“惮于见官而敢于横命”“乡民畏见官府，终岁力田，家有盖藏。”正是对地方势力的合作，中央各项政策才能实施。其独特处还在于，突破中国充满理性的政治理论的基本原则。官府统治具有某种宗教性，而由于理性的政治哲理，限制着官府从宗教权威中加强控制力。冯梦龙的施政活动及对乡村社会的管理，没有使寿宁百姓受到干扰，到使他们乐生、乐活，百姓也没有道理将国家赶出他们的视野。其施政活动一方面看似损坏了国家在地方的权威性，而在王朝末期，值海内多事，他稳住了地方，保住了生民，却是在维护国家及权威，也是国家强制权削弱、淡化、降低的无奈之举。另一方面这是在国家衰落时空中不得已的选择，同时也最大限度保证国家干涉力的延伸。
五、结语
冯梦龙在花甲之年远赴寿宁开辟人生的新领域。在其宦游寿宁期间著写了别具一格的《寿宁待志》，这部县志不仅记载了寿宁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风俗民情，而且也是冯梦龙施政活动的实录。通过《寿宁待志》，我们能够从中看到文学名家――冯梦龙在寿宁的施政活动和其管理寿宁乡村社会的措施，展现了“一念为民之心”的冯梦龙的新型官民关系的施政思想，凸显其处理官民关系的独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