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5日那天，我看着3天后出发的机票，觉得自己绝对要错过下周在加州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了。
首先，尽管过了将近一个月，我的赴美签证仍在“行政审理”中。其次，即使签证即刻通过，我的护照也会被慢吞吞地送到厦门的中信银行，再由银行打电话通知领取，整个过程需要5到7个工作日。最后，由于人在北京，我还得委托母亲代领护照后快递过来。
我脑子里自然充满着沮丧和愤怒的想法：“我去过美国这么多次了，居然还要被审，简直不可理喻！”“难道你们看不出吗？我只是去开一周会，我当然会回国的！”“怎不早点签证呢？怎不选择北京领护照呢？”“万一没法代领，我立刻飞回去还来得及么？”“要改机票吗？万一改期了却还是拿不到护照就白改了。”“反正现在什么都做不了，做什么都没用！”
50年前，美国心理学家阿尔伯特・艾利斯定义过一种症状――“低挫折忍耐度（Low frustration tolerance）”。如果借用智商情商的概念，这就是面对挫折时的“低挫商”。艾利斯认为，许多当代人已被“宠坏”，无法忍受事情有丁点不顺。稍不称心如意，低挫商者立刻觉得这种事不但根本不该发生，而且绝对不可接受，此外，更必定导向灾难性的后果。他们为这种思维定式付出的代价有二，一是焦虑、抑郁、愤怒等负面情绪，二是糟糕的行为决策，比如发泄怒火或无所作为。
倘若想要提高“挫商”，必得先改变大脑中的消极观念。第一个要改的，就是遭遇挫折的定见。
肉身受伤、皮开肉绽，痊愈后往往长出丑陋的瘢痕组织，最好的情形不过是“恢复原样”。我们习惯了这样的模式，因此也认定了遭遇挫折时只可能有两种结果，一是变得更糟，二是幸运之极的“没有太大影响”。这种悲观认知，很容易让人在遭遇挫折时被怨恨或恐惧压倒。
其实，大脑与皮肉不同，遭遇挫折时还会有第三种结果――逆境成长（adversarial growth）。心理学家理查德・特德斯奇提出，虽然不易，但许多人经历危机后，确实变得更“好”。他们精神上更成熟，心态更开放，共情能力更高，对自身能力更具自信，也更加支持周围的人，就连幸福感和满意度都更高。
事情未必会向着最好的方向发展，但你必须相信存在变好的可能，同时相信自己能在当下的境况中努力做到最好。
当天，我决定从乱麻中挣脱出来，专注于“我还能做点什么”。于是我写信跟会务方解释了自己可能晚到，重新安排了机票行程。26日，我接到签证过关的消息，打电话请求中信银行的工作人员，一旦收到护照即刻通知我们。28日下班前一小时，银行第一时间给我母亲致电。31日，我顺利赶上会议。
每一个当下，大脑都在选择性地筛选信息。倘若深陷悲观认知，那么即使机会摆在眼前，大脑也只会视而不见。但只要你愿意，大脑永远可以重新布线编码，重造筛选机制。而提升逆商，绝不是为了欺骗自我不去认清逆境，而是为了让自己除了看见挫折外，还有余裕能看到行动的机会和他人的善意。惟如此，才能在挫折中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