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贝原益轩为日本近世初期的儒学家代表者之一，他的著述不仅局限于儒学研究，还包括养生思想的研究。益轩认为认为“乐”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是来自天地的恩惠，是养生之根本，他主张“乐”要知足长乐、从容不迫、心静养“气”，还要助人为乐。
[关键词]贝原益轩；养生；乐
一、“乐”的定义
1710年，81岁高龄的益轩完成了《乐训》三卷的编写。在《养生训》里，益轩多次提到“长生则乐多”。在《乐训》里，可以感受到益轩不仅仅是在追求生命的长度，也看重如何能快乐地度过眼下的每一天。他否认还有来生，告诉世人要珍惜今世。益轩在《养生训》中说道：
养生有一要诀。（中略）有养生之志者，须知并守之。其要诀为少字也。（中略）少欲则养生延寿。少欲有十二名目，名之十二少。必守心法。少食，少饮，少五味之偏，少色欲，少言语，少事，少怒，少忧，少悲，少思，少卧。（中略）孙思邈之千金方，亦有十二少，其意同。名目有别。上述之十二少，合今之事宜也。
（1）
这里就不一一分析益轩列举的项目了，想强调的是《千金方》的“十二少”分别是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语、少笑、少愁、少乐、少喜、少怒、少好、少恶，这其中的少思、少欲、少事、少欲、少怒五项不变。但是，益轩自己追加了饮食和睡眠。把愁分为忧和悲。同时还削减了孙思邈的少笑、少乐、少喜、少好和少恶五项。十二少中削减表示精神快乐的“笑、乐、喜”正是益轩“乐”的养生思想的体现，同时也再次说明益轩的养生思想不拘泥中国传统的养生思想，有自己创新的思考。
那么，益轩如何来定义“乐”呢？
（一）知足常乐
首先益轩认为“乐”要“知足安分”。益轩在《乐训》中说道：
知吾身之足，安分之人甚少也。求分外则乐失。知足之理常思不可忘。
（2）
益轩生活的年代，都市货币经济迅速发展，民众消费水平提高，人类的欲望被无限放纵。他提出的“知足”并非是一味节制，忍耐，而是在肯定现实的基础上积极生活。在上文我们论述过，益轩不是一位彻底的“禁欲主义者”，他赞成民众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但要将之控制在一定的“度”上，保持内心的快乐。
（二）从容不迫
其次益轩还谈到了“从容不迫”。这句话是来自《中庸》第十一章中的“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
益轩在《乐训》中说道：
常之气象为从容不迫，须守词四字。从容谓缓而静也，速且而忙时，亦心平气和不可失乐也。
（3）
益轩主张心静养“气”，“身劳”的时候也保持内心的平和。任何时候都要做到心平气和。贝原益轩的养生观不同于其他儒者的一点在于他的心静身动观点。道家的“主静”说为众多儒者们所接受。比如老子主张“致虚极，守静笃”，庄子进一步提出“心斋”“静坐”等静坐方法。二程将“静坐”之法演为故事，教人于静坐中“看喜怒哀乐未发以前气象”，后来的儒者们以此作为口诀，静坐观心。朱熹将“居敬”作为“圣门之纲领，存养之要法”。益轩在《大疑录》中批判朱子学的道德修养方法是佛教的修养方法，他太偏于静，缺乏动。益轩说到：（朱子）曾论守心法，曰主静，曰静坐，曰默坐澄心，体贴天理，以静坐为平生守心之工夫，是皆偏于静，而不能时动静，是禅寂习静之术，非儒者所言之处也。
（4）
益轩认为正确的修养方法应当是有动有静，贯穿动静两种状态之中，自己修养于内，又发动于外。他在文中多次提到，避免“久坐”“久卧”而导致气的滞留。他引用《吕氏春秋》的话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蝼’然气亦然”。就是说流动的水不腐臭变质，不流动的水就会腐臭。常动的门轴不会被蛀虫啃食。以此告诉人们，静坐不动，必然导致“气“的瘀滞，而引起疾病。他还提出“日日小劳”的主张，他还鼓励人们按摩、跳舞、重视导引等。导引之法是古代中国道家的一种健康法，这次体现出益轩对中国古代养生学有很深的研究。
二、贝原益轩的“乐善”行为
益轩认为“乐”要“乐善”，换言之就是“助人之乐”。他在《初学训》中说道：“积善无限，其乐无穷”同样在《乐训》中益轩谈到，人世间的快乐，没有哪一种快乐能超越亲自体会帮助他人带来的快乐。奢侈生活招致的“名失”“气衰”“病生”，他提倡富人把奢侈用的财务用来帮助“千万饥荒者”。虽然财务会减少，但是这种“仁心”得到的益处和快乐是很多的。他鼓励这些“大富人”通过“慎欲”“施同情于贫困者”来体会这种“乐善”之乐。晚年的益轩经济状况不佳，他将积蓄一生的经验以及知识，以简易和文的形式分享给众多读者，这正是益轩自身的“乐善”行为。
除了“乐善”，对于益轩而言的“乐”还有“亲近自然之乐”和“读书之乐”。益轩非常喜爱旅游，并留下了很多纪行文。闲暇之际，“观月花之美，望山水游园地”之于益轩是“极乐”。他还认为“读书，犹如和古圣贤对视听其教。且读书可通天地万物道理，知天下古今之事，其乐之大。”不能只是单纯地读书，探究事物之理，并把“理”付诸于实践也很重要，也是儒者推崇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重视日用民生问题的益轩完成了众多“教训书”，不仅实现了作为儒者的价值，还将“格物致知”的精神扩及经验科学方面，如《大和本草》一书就为其探究物理的具体体现。贝原益轩主张“气一元论”，重视气活动的一面，他以“格物致知”精神，立于实证主义的观点。益轩认为学问须迫近事物，穷究其理，使之行之于事，实用于民，方为真学。作为一名朱子学家，他赋予朱子哲学以新的生命力。
三、养生与“义”的关系
益轩在《养生训》中说到，有人问养生和君子的“义”的关系，是不是只顾自己身体而不重视圣贤所教的“义”呢？益轩的回答用了两个字，一个是“常”一个是“变”来阐述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常”也就是平时的时候，应该重视身体，使之“坚固”这就是“道”。在“变”的时候，例如在“见危”和“临难”时，就应该奉献自己身体勇敢战斗。他强调君子要懂得“时宜”。
那么圣人所言的“义”对益轩而言具体是什么呢？可以理解为报“四恩”。益轩在《大和俗训》中还进一步阐述了人的“四恩”，分别是天地之恩，父母之恩，主君之恩，圣人之恩。对于“义”和养生的关系以及“变”，益轩晚年在《自娱集》卷六〈义利轻重辨〉还进一步写道：
天之生人也。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故人之生乎斯世也。有义理。有利禄。二者不可缺一也。义理以养其心。而厚人伦者存道也。（中略）知身贵于天下也，见君父之危。则见死若归。义重于身也。是人之本心也。夫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则小。身所重也。比之义则轻。
（5）
可以看出，益轩认为“义”可以养“心”，如果“义”与身体发生矛盾时，“义”比“身”重。这里的救“君父之危”，也就是儒家的“忠”和“孝”，也就是上述“变”的一种情况。
在《初学训》中，益轩对人类主要的喜爱之事进行了排序。在“好富贵”“好长生”“好义理”中，他认为长生比富贵重要，但是比起长生来说，“义”更加重要。他尤其反对因为“私欲”和“富贵”而放弃行“义”。在益轩的价值观中，生命的价值远远高于国土和王位。但是为了君主、父母舍弃生命是君子的正确选择。需要注意的是，益轩生活的时代盛行“殉情”，这不属于益轩的“变”的情况之内，亦不属于报“四恩”，故不是益轩所提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