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包头市是一座典型的内蒙古移民城市。文章从包头城镇发展史、草原文化、西口文化角度阐述了妙法禅寺的建立由来。首先，确定妙法禅寺所以建吕祖殿，本是捐助人王纯德等人的意愿，本寺开山人续洲和尚采纳了群众的意愿所建；其次，佛教洞窟是由清朝前后三任驻军总兵带领士兵所建；再次，宗教活动受山西寺庙影响很深，妙法寺建筑形式受到“西口文化”影响。
【关键词】 吕祖；大同总兵；西口文化
妙法禅寺位于包头市东河区乔家金街北段路西，座西面东，在历史上曾是内蒙古规模最大汉传佛教寺院之一。近20余年进行了扩建，除清代建筑吕祖殿得以保留外，其它危房已经拆除。在130年中，该寺留下了包头城镇发展史的烙印，现分几个问题进行讨论。
一、为什么佛寺中建有吕祖殿
口头传说。据柳陆先生在采访资料中得知：“本土画家翟占飞外祖父的先人（白姓）大约在清初，只身从山西定襄到包头谋生。行途中，他一直背一尊高约2尺左右的石雕吕洞宾像。至于他为什么背着石像而来，成为后人一个未解的谜团。当他走到今榆树沟梁头时，迈不动了。他想，这一定是吕洞宾显灵，暗示自己就此停步，并选此地居住。正在犹豫间，忽见眼前有一截粗大的树桩，遂将这尊石雕安放在树桩之上。”后来引起人们对此像烧香礼拜及盖有小庙之事。[1]
我们认为，此故事虽非虚构，但对于我们所谈的妙法寺没有直接联系，只是说明在民间存在“对于吕祖的信仰”我们还知道老包头城曾设有“吕祖坛”等一类的情况。同治十二年季春所立《新建妙法寺碑记》已经说得很清楚：“妙法寺基系保郡（今山西保德）吉士王纯德号之善区也，自得此区，尝欲修建庙宇，妆塑古佛、韦陀、孚佑帝君，以妥神灵，以成盛地。”是王纯德提出“以妥神灵”要做的三件事：妆塑古佛（指佛像）、韦驮菩萨、孚佑帝君（元代吕祖所受朝廷的封号，全称纯阳演政警化孚佑帝君），并将宅基4亩3分3厘献出建庙，[2]这个要求为僧人续洲所接受，后来得到一位姓朱的善士大力资助，建成了妙法寺第一进院中心线上的吕祖殿及山门，所以民间俗称妙法寺为吕祖庙。
有一些文章，由于没有见到碑文，作了许多“佛道合一”的解释，至少与本寺的实际情况是脱节的。外地有“儒道释”合一的“三教殿”或山西浑源有过派别，宣示宗旨明确，而妙法寺则不是。本寺仅多了一尊吕祖像，既不念道教经典，又无道士活动，离“合一”的距离差得很远，用民间对吕祖的信仰来解释是乎较为妥当。我们知道，在我国西北地区历史上，民间对于佛、道信仰没有严格的界线。汉民族民间信仰基本格局是“两系”“三支”：即佛教、道教两大体系与地方神信仰、祖先信仰、巫术风不唯神，道教是多神论。如关帝、文昌帝君是属于英雄神、文化神。吕祖应类于此，在俗神之列，又尊他为道教的一位祖师，水占卜信仰三支。佛教认为神鬼与人同为“有情众生”，都在“三界”“六道”生死轮回，所以不尊神也。王纯德老人就没有关于佛教、道教明确的概念。关于吕祖有许多民间故事属于文学作品，我们不能用民间故事去解释宗教，如吕祖如何“皈依佛门”成为护法神等说法。“戏牡丹”、“斩黄龙”故事在《道藏》中无载。妙法寺所以建吕祖殿，本是王纯德等人的意愿，本寺开山人续洲和尚采纳了群众的意愿。
二、为什么驻包清军将领参与建庙
同治三年（1864年）宁夏金积堡起义，清朝廷派张曜、宋庆、刘铭传、刘锦堂等率军西征，一时包头镇清军云集，粮草物资运输繁忙，大同总兵主要任务保卫地方，阻止回民起义军北上。大同镇是军镇，包头仅是县级以下行政镇的建制。在马升至林成兴任上，包头镇处于经济发展期，筑建城墙后确立了包头经济发展中心。
至于为什么驻包清军将领参与建庙，当年做官的意识：把修城池保卫地方、修寺庙以教化人民看作是不可缺少的政绩。例如马升本人便崇信佛教，在包头操持防务修筑城墙，在包头镇北梁修筑东、西两座营盘、肃清四野盗贼，[3]建立财神庙前商业市场、修建西阁、动员商会组织兴办义学等。私人原因有个人宗教信仰及医病求签问卜意识。继任者张树屏、林成兴很受马升的影响。据《吕祖庙前筑台碑》文，谈到在寺前建筑戏台除有酬神演戏意义外，还有军事上的需要。该碑文称：“光绪六年秋，今大同镇总兵张公以‘树’军前来镇抚，用览形势，深念地悬边外，藩篱攸寄，不备不虞，无以捍我牧圉。既竣其城，即深其池，方拟仿昔人筹边楼故事，筑台于此，凭远眺”。吕祖庙的地形高起。是一个制高点。马升利用筑城余料在今胜利路西段建起“西阁”（位于西城，故称西阁，可登台上远眺铸大铁戟一只作镇阁之宝，戟头指向西方，因回民起义军曾在这些地方出没。阁楼又称观音阁，西阁已不存）。碑文还提到一位官阶很高的驻包军队首领金顺，满族人，他曾参与镇压陕甘回民起义，任宁夏副都统、代理宁夏将军，在包头驻扎过军队，离开包头后升为乌里雅苏台将军在讨伐新疆地区阿古柏战乱后任乌鲁木齐都统，再调任为伊犁将军。在光绪十年（1884年）建吕祖庙前戏台时，“适新疆转运委员、记名副都护莫君，以今伊犁将军金公以是屯戍，获祷于神，愿合作以省力役。”“莫君”代表金顺，为建戏台捐了钱，是倡建发起人之一。建戏台的具体事务是由林成兴操持的。 三位大同镇总兵都是有文采的人，是读过诗书的武将。马升、张树屏写的对联是：草地苦寒硗，几时跨鹤重游，好点金丹活鸿雁，柳营依古刹，自顾屠龙有愿，敢求宝剑伏鲸F。张树屏是因病调回安徽的，后来曾任两江总督的副职（协镇）。林成兴的手书“调御丈夫”四字遒健有力，敦厚朴实。
石头殿、三佛洞以石筑墙，石料得自大青山，无意中在包头旧城北大青山发现了石棉矿。石头殿是中心线上第二院落的主殿，又称弥勒殿，以石为墙，青砖券顶，无木梁。三佛洞是第三院落主要建筑，以石为墙，青砖券顶，无木梁，开三个门，中门上端镶“调御丈夫”（佛的尊号之一）石匾，因规格狭小，不称殿，仅称洞，后人前加经堂始称大雄宝殿。碑文所称石窑、佛窑，名实相符。当年来寺全国知名人物有王同春。王同春原籍河北邢台，在“走西口”中来到包头，他是著名河套水利专家、清末河套第一号大地主，民国时期受到北洋农商部聘用为顾问。他在包头有家，信仰佛教，被视为“护持妙法禅寺”的居士。
三、为什么说妙法禅寺是“西口文化”的遗存
《清圣祖实录》载，康熙时代有数十万山西、山东、河北、陕西汉民不顾禁令到察哈尔（内蒙古东部）、绥远（内蒙古西部）一带垦荒，雍正以后不许到口外移民禁令松弛，直至掀起“走西口”的移民潮，延至民国时期。“走西口”是历史上特定时期产生的名词，不是现在来呼和浩特市、包头市、河套一带的人都叫“走西口”，汉武帝时期的移民河套也不能叫走“走西口”。有“走西口”的人，便有“西口文化”。走西口的人分为两类，少数为做买卖的商人（如晋商中产生了晋商文化），多数为度饥荒讨生路的穷人。如在贫穷人中产生了民间音乐“讨吃调”，又叫“受苦歌”、“走西口谣”等即是。“二人台”是“走西口”移民活动在广大西口地区形成的重要文化形态之一，也是蒙汉人民群众长期文化融合的具体表现，一直为人们喜闻乐见。[4]我们认为“民间对吕祖的信仰”也算是“西口文化”中的内容。在妙法寺便可以找到与山西、陕西有关联的事物：第一代、第二代的住持是来自五台山的僧人，早期建筑多受山西窑洞式的影响，山门建筑是模仿山西河曲县海潮庵形式，宗教活动受山西寺庙影响尤深。解放前香客多是走西口人的后裔……我们说妙法禅寺是“西口文化”的遗存并不夸张，正因为如此，是妙法寺值得研究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