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知识纯真的追求及对学术的真诚，他对生命的认真反省及面对死亡的乐观坦然，均体现了他自己所说的，哲学活动不应仅仅是外在的思辨论证，而应和生命融为一体，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苏格拉底的困惑》是当代著名哲学家诺齐克(Robert Nozick,1938-2002)的一本论文集，收录了他之前出版的不同性质的论文，甚至有哲学小说，可说是相当奇特的一本著作。本文不拟在此详细介绍此书内容，而是尝试为诺齐克的哲学人生绘一速写，以让读者对他的思想发展有个较为整体的认识。诺齐克生于 1938 年 11 月 16 日，父亲是俄罗斯犹太移民，在纽约布鲁克林区(Brooklyn)经营小生意。诺齐克在当地的公立学校就读，其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
诺齐克的哲学启蒙是柏拉图的《理想国》。他曾自述，十五六岁的时候，他手拿这本书在布鲁克林区的大街闲逛，渴望得到大人的注意。他虽然只读了一部分，而且也不大懂，但却被其深深吸引，并知道内容十分美妙(The Examined Life,p.303)。但真正令他投入哲学思考，并决定以此为终身事业的，却是哥伦比亚的哲学教授摩根贝沙(Sidney Morgenbesser)。事缘在一门有关二十世纪社会政治思想的课上，诺齐克提出任何想法，摩根贝沙都可以提出质疑，指出他的观点要么忽视了某些重要分别，要么忽略了其他反对的可能性。
1959 年毕业后，诺齐克旋即转往普林斯顿大学研究所，师从著名的科学哲学家亨普尔(CarlHempel)，1963 年以《个人选择的规范理论》(The Normative Theory of Inspanidual Choice)为论文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在这篇论文中，他主要探讨理性选择的规范条件以及博弈论中的一些问题。诺齐克接受的完全是正统的分析哲学训练，最早关心的是科学哲学中有关科学解释(explanation)的问题。毕业后，他获奖学金往英国牛津留学一年，并先后在普林斯顿、哈佛及洛克菲勒大学(Rockefeller)任教，最后于 1969 年回到哈佛，以三十之龄，担任哲学系正教授(在这点上，诺齐克和罗尔斯的经历甚为相似。
1971 年是当代政治哲学史重要的一年。该年罗尔斯酝酿了近二十年的《正义论》正式出版，并由此激发了诺齐克写《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的念头，前后只用了一年时间。诺齐克后来回忆，这多少是一场意外。该年他正休假在斯坦福大学的高等研究中心做研究，打算写一本有关自由意志的书。他之前早已读过《正义论》的初稿，也和罗尔斯进行过深入讨论，自己对放任自由主义的正义理论亦有一些构想，但政治哲学始终不是他主要的学术兴趣所在。谁知几个月下来，有关自由意志的思考毫无进展。而读完罗尔斯大幅修订后的新书，马上令他改变方向，展开对罗尔斯的批判及建立自己的正义理论。
诺齐克有关社会正义的论证有几个步骤。第一，他首先指出，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拥有一些基本权利，最根本的是自我拥有权(right of self-ownership)以及免于外人干涉的权利。这些权利构成一种诺齐克所称的道德的边际约束(side constraint)，禁止任何人用整体利益或其他价值之名，侵犯一个人的权利。权利的至上性构成诺齐克整个理论的基础。社会正义关心的是在一个政治社群中，谁应该得到什么的问题。
换言之，诺齐克希望为自由放任的市场资本主义建立稳固的道德基础。他认为，只有一个政府极少干预的、功能上最弱的国家(minimal state)，才是一个最公正及值得追求的政治组织。这样的国家，其功能及权力只限于防止暴力、盗窃、欺诈以及确保契约的执行。除此之外，政府应绝对尊重人们的选择自由及私有产权，不应因平等或福利等其他价值，进行任何的财富再分配。资本主义值得拥护，不是因为其有效率，不是因为两害相权取其轻，更不是因为它只是一小撮富人或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而是因为它最能保障每个人的基本权利，是人类所能渴求的最好的乌托邦。
《无政府》的成功，令诺齐克这位寂寂无名的年轻学院哲学家，突然间成为学术界和公众的焦点。1975 年该书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更将其评为二战后最有影响力的一百本书之一。此书亦成为英美各大学教授当代政治哲学的标准教材，并被译为十多种外国文字(中译本见：罗伯特诺奇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姚大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大名初享，诺齐克似乎有两条路可走。第一，他可以在学院继续完善捍卫自己的理论，回应别人的批评，培养自己的弟子，自成一个学派。
这和罗尔斯构成了鲜明的对照。罗尔斯博闻强记，对古今哲学很多方面均有所见，但他一生却只留在政治哲学这块园地耕耘，专心致志做一件事：建构一套正义理论，为现代多元的民主社会找到坚实的道德基础。一如一个伟大的雕塑家，他极有耐性，虚心听取别人的批评，每篇文章每个论点均反复思量、精心细琢、力求前后呼应，无懈可击。他花了近二十年时间准备《正义论》，其后又再用了二十二年来写他的第二本书《政治自由主义》。诺齐克并不欣赏这种做哲学的方式。
但诺齐克为何从此离开政治哲学呢?据他后来解释，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他不想用一种防御性的态度对待别人的批评，但这往往极难避免。因为一个人愈受到别人的攻击，便愈想捍卫自己原有的立场，因此愈难看到自己的错处。更重要的是，他天性喜欢不断探索新的哲学问题，而不想毕生耗在写无政府、国家及乌托邦的儿子以及儿子的什么的回归之类。诺齐克这种治学态度，在哲学家中极为少见，他甚至也从来不回应别人对他其他著作的批评。他似乎有无穷的好奇心，探究完一个问题，便迫不及待转到另一个。这个特点在他的教学上也表露无遗。他在哈佛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一件事，是在他数十年的教学生涯中，除了仅有的一次，从来不会重复教同一门课程。
诺齐克的第二本书，是 1981 年出版的《哲学解释》(Philosophical Explanation)。这是一本大部头的书，厚达七百多页，分为形而上学、知识论及价值三大部分，讨论一系列康德式的问题，例如事物存有如何可能、知识及自由意志如何可能、客观的道德真理及人生意义如何可能等。其中他对哲学怀疑论的批判及对知识的基础的看法，引起最多的注意。值得留意的是，在这本书中，他从事哲学的方式有了一个明显转变。他不再接受以严格演绎进行论证的分析哲学方法，因为这种从一些基本原则演绎出整个系统的进路，就如一个摇摇欲坠的高塔，只要底部不稳，便会整个倒塌。
诺齐克的第三本书《反省的人生》(The Examined Life)在 1989 年出版。诺齐克从自己的人生经验出发，努力探求什么是构成我们人生最有价值及最有意义的东西。讨论题材包括死亡、父母与子女之爱、性，以至邪恶及二战时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等。在分析哲学传统里，极少哲学家会尝试触及这些问题。诺齐克却能以诚恳睿智而不说教的方式，从现象出发，逐步带领读者进行深入反思。
特别值得留意的，是诺齐克首次在这里承认《无政府》的论证有严重不足，并不再坚持早年放任自由主义的立场。例如他认为政府应该抽取遗产税，因为代代累积的遗产所造成的不平等是不公平的。他同时承认放任自由主义对政府的理解过于狭隘，因为它未能充分考虑民主社会中公民的互相合作及团结的重要性。诺齐克这番率直的表白，一定经过很长时间的挣扎，也需要极大勇气。他如此剖白：我早年写了一本政治哲学著作，标示出一种特定的观点，一种于我现在看来是严重不足的想法(我稍后会对此再作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