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乾隆朝令绝大多数福州、广州、京口等处驻防汉军官员出旗调补，而由满洲旗人充补驻防空缺。这一政策分两个批次进行，先由福州，之后推广全国。这一看似边防官员的调整，实际主要是清廷为解决京师满洲旗人生计所采取的措施。此措施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一些满洲旗人就业事宜，但同时使汉军、汉人官员数量减少，地位进一步下降，其升迁途径壅滞，由此产生了对清廷的不满情绪，同时也弱化了边疆治理。
关键词：驻防汉军官员；出旗调补；满洲旗人；乾隆朝
在清史研究领域，汉军旗人出旗是学者较为关注的内容，并且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①。汉军旗人包括普通的旗丁和汉军官员，而以往研究主要就汉军旗人出旗作整体研究，偏重普通旗丁而几乎没有涉及到汉军官员出旗。笔者在研究中发现，汉军官员出旗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汉军六品以下官员出旗，一种是驻防汉军官员出旗。第一种情况，笔者已撰文论述。②本文尝试对第二种情况进行探讨，不当之处，恳请方家指正。
一、“照福州之例”：驻防汉军官员出旗政策的推行
第一批次，福州驻防汉军官员出旗。驻防汉军出旗从福州开始。乾隆十九年三月，乾隆帝下达驻防汉军出旗谕令：
将京城八旗汉军人等，听其散处，愿为民者，准其为民，现今遵照办理，至各省驻防汉军人等，并未办及，亦应照此办理，令其各得生计，所遗之缺，将京城满洲派往，而京城满洲，亦得稍为疏通矣。着交总督喀尔吉善，会同福州将军新柱，将彼处汉军人等，或亦照京城汉军之例，各听其散处经营，或将军标绿旗营兵缺出，将伊等转补，所出之缺，即将京城满洲兵，派往顶补，则京城满洲，既得以疏通，而本处汉军等，于生计之道，亦得自由，诚为两便。喀尔吉善，新柱熟筹妥议具奏。③
此谕令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汉军官员出旗的措施，但可知总的指导原则已经制定，那就是：汉军人等出旗为民，所遗之缺，将京城满洲派往。具体措施由办理出旗的官员上报议行。随后，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福州将军新柱等会奏改补福州驻防汉军官员各事宜：“除愿出旗者，听其告退外，其余大小各官，均令出具考语，送部引见，或以旗员补用，或以营缺改补，或休致，统俟钦定。其改补营缺之员，仍发闽省补用，现在考取未补之笔帖式及记名领催，如愿改绿营，分发通省各营，以外委千、把用。”这一建议内容更周详，为乾隆帝所认可。④时过近一年，乾隆帝明确指示：“喀尔吉善等奏，福州驻防汉军官员，分别力就衰者，准其休致；或愿往各处，自谋生计，呈请改入民籍者听，至由京补放人员，均着回旗，送部引见，酌量补用。”⑤可见，乾隆帝强调出旗的驻防汉军官员再次补用，必须回旗至京引见，有加强控制之意。乾隆二十一年正月，乾隆帝根据汉军官员实际出旗情况又有新的修订：“前议福建驻防汉军调补绿营之员，全行送部引见，但念闽省距京甚远，微员不无措办盘费之苦，除防御以上官，仍照原议送部引见外，其余调补千总之骁骑校，俱系由兵丁出身微员，即交该省总督、将军，酌量调用，俟年满之日再行照例送部引见。”⑥这一修订实事求是，防御以上官员仍送部引见，其余微员由总督、将军安置，年满送部引见。之后，福州将军新柱等奏称：“福州驻防汉军，现遵例更换满洲，其参领防御等官，原由该处补放一经更换，则伊等已无职守，若拘于成例，不准出旗为民，未免生计维艰，应令在京有坟茔产业可依者，其子弟俱随父归旗，如在京实无族属产业可依，准其出旗为民。”这一提议再次反映了汉军官员出旗中的实际问题，经兵部讨论上报，乾隆帝批准。⑦
第二批次，广州、京口、凉州、庄浪、西安各地驻防汉军出旗仿“照福州之例”办理。⑧同样，汉军官员出旗事宜基本上参考福州例并根据当地情况办理。如：广州驻防汉军改以满洲、汉军各半兼驻章程中提到：“一、八旗汉军原设甲兵三千名，每旗协领一、参领一、防御五、骁骑校五，应请将满洲、汉军各为八旗，甲兵仍系三千，按左右翼，每二旗各设协领一，每旗各设佐领一，将汉军参领八缺，改为汉军佐领，尚应添设满洲佐领八，并请每旗各设防御二，骁骑校二，计应裁防御八，骁骑校八，俸禄马干米石支给新添佐领。一、水师旗营甲兵五百五十名。应于满洲、汉军壮丁内各半挑补，其绿营所拨舵工五十名，俟该壮丁学习纯熟，仍归还旗营各半挑补。至水师协领一员，应请作为满缺，佐领二缺、防御二缺，满洲、汉军各用一缺，骁骑校六缺，满洲、汉军各用三缺，但协领作为满缺，汉军佐领，无缺可升，请俟八旗汉军协领缺出，准与汉军佐领，一体拣选升用，一、将军衙门，原设笔帖式三，应裁一缺，改设满洲一缺，仍留汉军一缺，俱作为八旗公缺，其汉军外郎八，应留四缺，其裁去四缺，于满洲领催甲兵内挑选熟谙清字者管理。”⑨京口汉军三千余名，出旗一千余名，其中汉军官员中的“候补、候选、降调、世职、捐班均入汉班，一愿补绿营者匀派京口等二十余营候补，即于该处入籍”⑩。也有一部分京口驻防汉军官员补用内河官员，“汉军协领、参领、防御等员，因出旗改补绿营，奉旨俱发江南，以参、游、守备补用，查此项人员，俱曾习水师，若仅以陆路题缺补用，江省现有豫保人员，恐守候无期，请嗣后除协领改补参将，仍俟陆路缺出题补外，其参领改补游击，防御改补守备，均无论陆路内河，与豫保人员，轮流间补。得旨允行，下部知之”。凉州“照闽省汉军调补例”，将汉军“出旗官员分别送部引见，咨部改补，及世职，进士，举、贡生，监并候补、候选、降调、捐职衔等员，均归入汉班考试，补用”。西安将“各营派出带领移驻眷兵之游击、都司、守备、千把总等缺，即将出旗汉军之协领防御骁骑校等按品改补”。 乾隆朝驻防汉军官员出旗调补，遵照朝廷政策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地进行，这里以福州将军衙门笔帖式改补为例说明。福州将军衙门汉军笔帖式全尚贤、徐经国二人出旗，由于在京无产业可依，情愿改补武职，经提督等考验弓马，批准二人补用绿营千总、把总。满洲笔帖式是从京旗来闽的一千名满兵中考取。福州将军新柱等于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内，传集满兵内能翻译者封门糊名秉公考试，取有四卷送吏部阅取。最终，满洲正红旗领催德昌、楞额二名被录取。但二人不熟悉笔帖式公务，又令全、徐二人教习半年。半年后，德昌、楞额在印房学习行走一切文移，已经谙晓书写体式，允许全尚贤、徐国经二员出缺。徐经国经考核得补绿营千总。全尚贤经查文理尚优，识见明敏，且办理汉军出旗一案事事细心，不辞劳苦，甚为出力，总督、将军等认为如果以之改补千把总似觉用违其长，情况如实上报，最后经吏部批准以县丞补用。
可见，清廷实施汉军出旗候补措施小心翼翼，朝廷下达政策，总督、将军协同办理，与绿营提督沟通，遇到情况及时上报，人员任职需经吏部审核，防御以上职官需进京引见等。虽然改补效率不高，但工作周密，尤其注意满汉工作衔接过渡，基本做到职权平稳交接。
二、驻防汉军官员出旗为哪般
清初，重要城镇驻防一般仅限于满洲兵，在更多的城镇被占领后，“满洲大兵，惟驻形胜之地，相为声援”，越来越多的汉军旗人被用于驻防镇守。汉军旗人的驻防分布大至如此：东北和直隶较少；内地一般汉军与八旗满洲、蒙古混驻。在杭州、荆州、西安，满洲兵多于汉军；边远的沿海及西南多为三藩驻守，三藩削平后广州和福州为汉军单独驻防。
清朝的驻防反映了“首崇满洲”的治国理念，不完全信赖汉军、汉人。但同样情况下，清廷更信赖汉军旗人，因为汉军旗人除了较熟悉汉文化外，同时具有与满洲旗人相同的旗人的身份。因此，在清初满洲人口较少，文化水平较低，即政治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清廷不得不依赖汉军官员参与驻防。这些汉军官员或在直省或在边疆驻防，对于地方局势的稳定和边疆的安全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然而，到乾隆朝汉军官员出旗调补，大部分撤出驻防之任。从康熙朝重用汉军官员驻防到乾隆朝撤出驻防之任，这种转变总源于八旗生计问题。
清代旗人生计是重要的社会问题。顺治帝定都北京时，“八旗生计颇称丰厚者，人口无多，房地充足之故也”。自康熙朝开始，八旗生计日蹙，清廷又通过安置京旗人口到八旗驻防地，使本已生计维艰的驻防旗人生活更为困顿。乾隆时期，旗人“房地减于从前，人口加有什佰，兼以俗尚奢侈，不崇节俭，所由生计日消，习尚日下，而无底止。”“今满洲、蒙古、汉军各有八旗，其丁口之蕃昌，视顺治之时盖一衍为十，而生计之艰难，视康熙之时已十不及五，而且仰给于官不已。”在解决八旗生计问题时，乾隆帝较之于康熙、雍正两代皇帝花费了更多的心血，除继续实行康雍两朝赈济银两、回赎旗地、增添养育兵额等消极的解决八旗生计的同时，还从积极的方面寻找出路，其中包括实行汉军出旗为民政策，不仅令在京汉军旗人出旗，而且令驻防汉军出旗。
由上可见，颜德讷和布展等为了解决满洲生计问题，主张扩大其任职范围，使他们有谋生之路。雍正帝虽然没有完全同意诸大臣上奏，但他通过削减汉军专缺，增加满洲缺，来缓解满洲就职压力。 乾隆朝官员尤其是满洲官员为解决满洲生计问题，而扩大满洲就职的呼声更高，乾隆帝的主要做法是令驻防汉军官员出旗调补，空出的缺由满洲旗人充补。清代八旗驻防的设置，是出于军事上的需要。但乾隆朝清廷命令汉军出旗，却不是从军事上，而主要是从八旗生计的问题考虑的。同样，乾隆朝令驻防汉军官员出旗，出发点是为了解决旗人生计问题，而主要目的是解决满洲生计。一般来讲，在清代是满洲官员管满洲旗人，汉军官员管理汉军旗人。既然驻防地改由满洲兵丁驻防，其职官理所当然由满洲充任。因而，汉军官员出旗是伴随着汉军兵丁出旗而出现的。乾隆帝在驻防汉军出旗谕令中明言，如此“京城满洲，既得以疏通，而本处汉军等，于生计之道，亦得自由，诚为两便”。充分认识到满员“外任所得养廉较多”“于生计有益”，以汉军旗人等入绿营可以“匀出钱粮”调剂满洲正身旗人。可见，令汉军官员出旗调补主要目的就是为解决满洲旗人生计，安排京旗满洲旗人就业。汉军官员出旗是进一步地解决满洲旗人生计问题的一种方式。
三、驻防汉军官员出旗的影响
乾隆朝不论旗人还是民人生计都很艰难，清廷始终抱定“首崇满洲”执政观念，不惜牺牲汉军和汉人利益解决满洲生计问题，实施汉军官员出旗调补这一非常狭隘的措施，必然会产生一些消极影响。
其二，进一步加重汉军、汉人官员升迁壅滞。绿营是清朝入关后建立的，旗人可补绿营官，但满洲旗人补用于绿营数量不多，“只将中外紧要之缺补用”，相形之下，汉军补用绿营偏多。为了解决八旗生计问题，乾隆朝拨大量旗员入绿营，其中以驻防汉军官员出旗入绿营为多。清朝定鼎北京后，设置职缺，使满洲、蒙古、汉军三种人按照一定的体系任官。汉缺之外另设汉军专缺，使汉人与汉军旗人各按自己的系统任职，“汉人选法不致壅滞，而其升转亦易”。但雍正朝大量裁撤汉军缺，“本朝（雍正朝）汉军、汉人一体简用，内外不分”，使汉军和汉人升转异常困难。乾隆朝一部分汉军官员出旗，回京候补，大量充绿营汉缺，此外，满洲与蒙古也补绿营官缺，咸丰年间的内务府汉军旗人福格观察到：“自裁汉军专缺后，其余均借补汉缺，故仕途淹滞者多。”那汉军出旗调补与汉军专缺被裁撤一样，汉军仕途会产生壅滞现象，同样使汉人升转壅滞。大量汉军官员和汉官仕途淹滞，这就为官场请托贿赂提供了土壤，吏治败坏可想而知。
其三，增加汉军、汉人对满洲的不满等。汉军官员出旗调用，满洲旗人充任空缺，总体来看是顺利的，没有产生影响社会稳定的骚乱，这与清廷政策引导和地方官员小心翼翼地妥善办理有直接关系。但清廷声言“满汉一体”却“首崇满洲”的措施，使汉军、汉人的不满情绪无法避免。在京八旗汉军官员六品以下是自愿出旗，不过，在执行过程中，难免产生强制现象，而驻防汉军官员离职政策本身就是强制性的，那些生计可维持的、不愿意出旗调补的，就避免不了产生不满情绪。还有，在官职总量基本固定的情况下，汉人、汉军职位缩减，直接导致汉军和汉人官员数量减少，整体势力下降。而在汉军、汉人官员减少的同时，满洲驻防官员却增多，整个清朝官员队伍呈现满洲化倾向，在整个官僚体系中占据越来越多的位置。这种现象可能会导致汉军、汉人仇视满洲。此外，驻防汉军官员出旗调补，汉军、汉人官员壅滞，升转困难，而满洲凭借其统治民族优势，充补驻防汉军官员出旗空缺，升迁相对容易，这会使汉军、汉人产生怨气，对满洲不满。这些仇视和不满，虽然在乾隆朝没有爆发，但使清初以来平缓的满汉矛盾变得不再平缓，而成为近代反满情绪积蓄渊源之一。
第四，弱化边疆治理。汉军旗人是清朝统一天下和巩固政权重用的社会群体，其为官者在长期的行政实践中，“皆以文能武，以武能文”，能料理繁剧，“有紧要事，办理敏速”。但在乾隆朝驻防汉军官员出旗政策下，其数量缩减，不能充分发挥这一政治特殊群体管理边政的能力。满汉融合趋势下，在乾隆时期，满洲官员办事能力总体上与汉军旗人没有什么明显区别。但是，调补福州、京口、凉州等边疆地区，满人多不愿前往，即使被迫前往，亦迁延时日，故充补往往不得其人，能力难当其任。
四、小结
集军事、行政等于一体的八旗组织，在清初入关以及统一全国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大规模军事征服的结束，和平时期的到来，旗人人口激增，八旗制度规定下满洲旗人“农工商贾，俱非所习，除居官为兵，别无资生之策”，生计问题严重，极大地限制了生产力发展。乾隆朝推行汉军出旗政策，显示出清朝统治者改革八旗制度的积极兆头，但是从驻防汉军官员出旗措施清晰可以看出，统治者本意不在从根本上解决所有旗人生计问题，而是“首崇满洲”，主要解决京师满洲旗人生计，同时反映出清廷“重内轻边”观念。此措施在清廷小心翼翼推行下，总体上进行得比较顺利，一定程度上解决一些满洲旗人就业，同时也产生汉军官员数量减少，汉军、汉人官员升迁壅滞和对清廷不满情绪、影响边疆治理等问题。
